数字化转型中，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如何平衡

　　数字化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高等教育生态。虚拟仿真实验室替代传统操作台，智能助教系统介入教学流程，区块链技术重构学术评价体系，这些技术变革在提升教育效能的同时，也在不断冲击传统的师生关系。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碰撞中，这场由代码与算法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重构了黑板与芯片的时空关系，更将教师这一古老职业推向了伦理重构的十字路口。

　　场景裂变中的伦理困境

　　数字化迁移催生师生关系的伦理困境。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师生交往模式正从传统的面对面互动逐渐向虚拟空间迁移，随着教师的数字化身和文字符号交流逐渐取代真实的情感互动，传统师德规范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面临着被技术理性稀释的风险。这种变化不仅削弱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连接，还可能导致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中不自觉地忽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这提示我们，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重新审视和强化师德建设中的人文关怀维度，以确保技术赋能的教育变革不会偏离其育人初心。

　　混合式教学模式模糊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界限。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技术赋能的教学监控体系逐渐将传统课堂中基于人文关怀的学习监督转化为数据驱动的行为管理。数据驱动的行为管理模式通过算法和监控技术对学生的学业行为进行精准追踪和分析，从而实现对教学过程的精细化管理。然而，技术赋能的教学监控体系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关注数据指标，而忽视了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和情感支持。

　　学术研究场域的技术介入引发了责任归属的难题。随着人工智能辅助写作工具的普及，学术原创性的判定标准逐渐模糊。区块链技术虽然能有效追踪学术成果流向，但也可能形成技术威权主义。当学术创新越来越依赖技术工具，教师的学术指导责任面临重新定义的迫切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教师需在指导学生使用AI工具时，明确强调原创性和学术诚信的核心地位，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技术以辅助而非替代独立思考。因此，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以适应技术变革，更是坚守教育本质，将人文关怀和伦理考量贯穿于技术应用之中，培养学生在技术辅助下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技术理性冲击下的师德嬗变

　　传统师德准则在数字空间遭遇“降维打击”。“以身作则”的示范价值在虚拟空间中被稀释，教师的数字化身或虚拟代理逐渐取代了传统教学中的真实互动，使得教师的言行示范作用被削弱。“诲人不倦”的教学承诺被智能系统分流，智能教学系统和虚拟助教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教学效率，但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降低，影响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个性化指导。“严谨治学”的学术准则被技术工具解构，教师在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这些技术工具时，可能面临学术诚信和数据隐私的挑战，尤其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数字版权等领域存在道德真空。

　　技术赋能带来的权力异化风险不容忽视。首先，技术赋能可能导致教育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滥用。大数据技术可能异化为控制工具，因过度依赖学习行为数据评价教师绩效，导致部分教师出现数据造假行为。其次，算法偏见和“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算法在数据训练过程中可能继承并放大现实世界中的偏见，导致对某些群体的不公平对待。此外，算法推荐系统可能使学生陷入“信息茧房”，限制其接触多元化的知识，影响其全面发展。最后，技术赋能还可能消解教育主体性地位，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感互动被技术所替代，不仅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关怀，还可能加剧教育主体之间的疏离感。

　　人机协同教学催生责任边界模糊地带。随着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等技术的融入，教学从传统的“师—生”二元关系转变为“师—机—生”三元关系，这种转变模糊了教师与技术工具之间的责任划分。当智能系统承担部分知识传授功能时，教师的育人责任如何界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当智能系统出现错误或误导时，责任追究往往陷入技术开发者与教师之间的推诿，难以明确责任归属的困境。例如，AI助教错误解答导致学生形成认知偏差，但责任追究却陷入技术提供商与教师的双重推诿。

　　价值重构与边界重建的双重路径

　　构建多层级的伦理约束体系势在必行。在国家层面，应建立教育技术伦理审查制度，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宏观指导和伦理保障。院校层面需要制定数字化转型专项伦理守则，明确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中的行为规范和责任边界。个人层面应强化教师的数字伦理素养，将技术伦理纳入师德考核体系。注重培养教师在人机协同教学中的角色定位能力，使其能够合理利用智能技术提升教学效果，同时避免技术对教育本质的冲击。

　　建立动态发展的伦理调适机制至关重要。为应对数字化转型中教育技术应用带来的伦理风险，设立由教育专家、技术工程师和伦理学者组成的跨学科委员会。首先，委员会需聚焦于教育技术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从数据收集、算法设计到应用效果，系统性地识别和评估潜在的伦理风险。其次，委员会应根据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和伦理风险评估结果，及时更新伦理规范和政策框架。再次，委员会应推动跨学科协同治理，委员会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教育技术的复杂性，从多元视角为教育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而制定出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伦理规范。

　　此外，教师还应具备“技术同理心”。这种同理心要求教师在运用技术手段时，能够从学生的视角出发，深刻理解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而避免对学生造成情感伤害或心理压力。通过培养技术同理心，教师可以有效规避“技术决定论”的陷阱，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教育的本质。同时，技术同理心还能帮助教师在技术应用中增强伦理意识，优化师生互动模式，进而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鼠标点击替代不了言传身教，算法推送稀释不了思想碰撞，虚拟仿真模拟不了人格熏陶，教育工作者需要清醒认识到，只有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在数字化时代重塑高校师德伦理，守护教育的神圣使命。

　　（王晓云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4年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西北师范大学）项目资助“新时代高校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2024SDSF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