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科普法》明确，（科普）“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同时也提出，“科普工作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遵守科技伦理，反对和抵制伪科学。”此前发布的与科普有关的文件也谈到了科普要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而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应该是价值引领的重要维度。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的灵魂和动力源泉，它涵盖了求实、创新、质疑、协作等多个方面。与科学知识相比，科学精神有些抽象化，它需要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具象化，使其更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同时在对科学精神进行弘扬的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到科学方法的传播这个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科学方法强调实证、逻辑和系统性。科学方法不仅仅是实验和数据的堆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科研人员在面对问题时能够运用理性的思维进行分析和解决，而通过科普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应该能够迁移到目标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当然这需要科学方法的情境化，即挖掘目标受众所处的具体情境，适配恰当的科学方法，引导公众思考科学方法的运用，从而感受科学精神的魅力，进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虽然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并非越多越好，一方面在于人类的大脑容量有限，不可能记住所有的知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并不需要记住所有的知识，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被浸泡在信息海洋之中，这其中甚至充斥着失序的信息（包括误导信息、虚假信息、恶意信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就变得异常重要，正如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在《把宇宙作为方法——天体物理学家写给所有人的101封信》所提到的那样，“真正的科学素养不仅关乎知识，更关乎你提出问题的思考方式。”“人生中所有关键时刻，你的思考方式比知识更重要。”这其实也表明，我们更应该注重科学精神的弘扬和科学方法的传播。

　　当然，在将科学精神具象化、科学方法情境化的过程中，当然有一些正在探索的途径和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校内外的科学教育，科普图书的阅读与推广，科普类场馆的展陈，媒体的科学报道，科学辟谣工作，科普影视和电视节目的制播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渠道相对比较传统，渠道也往往受限，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难以实现有效的跃升。当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内容过于抽象和理论化，缺乏具体案例和生动形象的阐述，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有效机制，科研机构、学校和媒体等各方力量未能形成合力，导致传播工作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这就使得公众难以产生共鸣和兴趣，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科学精神的火种只有在人与人的真实交互中才能持续燃烧，科学方法的传播需要真实场景的浸润，科学方法的传播也必须解构对公众而言相对陌生的科学研究过程这个“黑箱效应”，而且当前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所导致的“信息茧房”有可能会割裂科学家与公众的共识基础，阻碍科学精神的弘扬和科学方法的传播。

　　为此，有必要建立弘扬科学精神和传播科学方法的有效路径，比如注重具体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案例让公众感受科学精神的魅力。针对科学教师加强科学方法的教学，通过他们来提升学生的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通过分享自己的科研经历和故事，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以及加强科学家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等。过度地依赖传统的模式将导致科学精神抽象化，公众容易将科学简化成知识点的堆砌，而通过构建“三维接触”的方式，即通过认知接触（知识传递）、情感接触（科学家人格魅力感染）和实践接触（参与观察/实验）的方式让科学精神具象化和科学方法情境化。因为，科学精神的弘扬需要通过具象化的方式“活化”，科学方法的传播必须回归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因而有必要探讨在科普活动中展示失败实验案例，强化“试错是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知，这既有助于弘扬科学精神，也有助于受众知晓科学研究的开展方式，理性看待科学研究的结果。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形成于科学共同体之内，它具有可传承的价值取向和属性，而要实现这种传承和传播，科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途径，至于如何更好地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和传播科学方法的途径与机制，则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实践。

　　注：本文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科研项目《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传播机制和方法研究》（250103）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