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科普发生于一个复杂且快速变迁的媒介环境中，而这些正在变迁的媒介渠道为所有人提供了“入场券”，实现了信息传播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这种“赋权”既给科普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科普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很多参与者无意或者有意地提供了不精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而这些错误的信息会让来自于权威的信息难以被听到。甚至对于科普的目标受众来说，人们不再对各种形式的伪科学采取果断的抵制行动了，因为他们不再能够辨认出伪科学的新伪装。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

  在我们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我们心里会有明确的认知，那就是剧中的各种角色都是演员扮演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遇到了“医务人员”在讲解健康科普，我们是否依然能够有所警觉，这些人有些可能也是“演员”？

  网络平台给科普工作带来了放大声量，获得流量的渠道，但同时也有人把它做成了获利的工具和生意。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越来越需要把来自于科学的信息同个人的价值观及其他考虑整合起来，但是如果这些所谓的科学的信息是伪科学，那么必定会对个体造成重要的负面影响，这当然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也违反了科普的伦理原则，而不符合伦理原则的科普根本不是科普，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行径。

  因而我们更加需要科学的科普，也就是对科学内容进行的科普，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的科普。或者借用段涛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专业的医生需要发声，不能让那些不科学、不正确的误导声音持续影响普通人的健康与心智。”

  当然，在为真科普营造风清气正的传播生态的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相较于真科普，那些包括假健康、伪养生在内的信息会广为流传？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走遍了半个世界。”原因到底何在？对此，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结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将这些结论用到具体的实践之中？

  从目标受众的角度说，科学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是很多人会反复提及的，尤其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的提升，这其中就涉及到批判性思维，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多方求证等。毕竟“孤证不立” “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这些理念都需要目标受众运用到日常的思维之中，而这种科学思维的培育非短期之功，而至于到底应该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个体具备科学思维更加需要深入的研究，让人们在追求知识时既充满热情，又保持理性怀疑的态度，既要“崇实”又要“贵确”，不盲从，不附和，以理智为依归。

  从发布者的角度来说，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对目标受众实行了情感绑架，用共情替代了思辨。当然从科普的角度来说，共情非常重要，但是共情只能是科普的前提，不能成为科普本身。当然，这些发布者也善于使用叙事的方法，只不过这种叙事“劫持了”目标人群的认知，让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现象，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肉眼，还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思维，思维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同时，断章取义、夸大其词，脱离情境的引用等等也是其常用的手法。

  从传播平台来说，在追求流量的同时要把好质量关，对于虚假内容的识别不能单纯地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机制或者说某种“防火墙”，而是要切实加强内容的审核与甄别，对于发布虚假内容的账号采取相应的惩戒。当然，这也需要相应专家团队的支持，真正发挥专家审核的作用，而不是某种“虚位”或者“闲职”。同时，平台方也需要“刀刃向内”，承担起理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作者：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