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2017年，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一书，概述聚焦8位通过开展科学传播而获得了在公众和媒体中可见度的科学家，他们不仅传播本领域的科学知识，也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开始对科学议题发表看法，讨论科学政策，影响科学研究的框架和议题设置——正如原作者所言，他们“激励新思维，驱动科学争议，强化公众的理解，动员社会运动，并塑造政策。”

　　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科研人员对科普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从实验室走到了聚光灯下，不仅传播科学知识，更在危机时刻扮演着公众情感慰藉者的角色，在科学与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

　　公众对科学信息的需求一直存在，尤其是在特定情境下，这种需求会激增，但单纯的技术性知识不足以引导有效行动；公众不仅渴望获得权威、可信的信息来源，更需要可信赖、具象化、情感可及的科学代言人。正是在此背景下，明星科学家——即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具有公众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科学家或医学专家——实现了科学传播的“人格化”，把抽象的科学变得具象化。

　　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基于对信源的信任而相信信源所传播的内容，因而，对科学家的信任可以直接转化为对科学本身的信任。约翰逊等研究人员也指出，公众往往将明星科学家视为“科学这一社会制度的实际代表”。明星科学家通过实现科学的“人格化”拉近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契合了媒体天然倾向于具象的个体而非抽象概念的逻辑，从而成为可信的信息中介。

　　他们将复杂、不确定的科学证据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操作的指导，并因其专业背景和机构关联而具备较高的可信度（专业性、诚信、善意）。在特定情境下，明星科学家通过持续、稳定、人性化的沟通缓解公众恐惧，促进理性应对，避免了盲从和恐慌。同时明星科学家的叙事方式将抽象的科学过程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类故事——他们如何思考、如何面对失败、如何在不确定中做出判断。这不仅提升了科学的可及性，也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激发好奇心与参与意愿，进而提升科学素养。

　　明星科学家获得广泛社会关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他们与公众建立的深度联结，也就是建立起了准社会关系。通过提升曝光度，公众与明星科学家形成了类似“熟人”或“朋友”的单向心理联结，这种关系显著增强信息接受度、信任水平和行为依从性。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公众与钟南山院士的准社会关系越强，对防疫措施的信任度就越高。这种心理联结使科学建议更易被接受，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这种对个体信任的偏好，本质上源于人类认知的简化机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的大脑双系统运作的系统1是一种直觉驱动的自动化模式，它依赖经验、情感与刻板印象快速反应，易受认知偏差干扰。人们在日常决策中经常会采用启发式，而这种启发式也出现在信任的过程中，它简化了公众的决策过程。因为面对复杂科学问题，普通人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而信任某个科学家就成为高效的决策捷径。

　　明星科学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将科学人格化。在危机情境下，公众往往更倾向于信任具象化的个体而非抽象的机构，这也使得明星科学家作为“信使”能更有效地传递信息。而对明星科学家的信任开启了“专家启发式”决策路径，帮助公众在信息过载的社会中保持判断力。

　　当然，科学传播过度地依赖明星科学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

　　掌握平台算法和搜索引擎算法的科技公司可以决定让用户看到什么，在何处看到以及为何会看到，这有可能会导致非主流或伪科学观点借“专家”身份扩散（如拥有医学头衔但传播假健康，伪养生的内容），混淆公众判断。同时，过度关注个人可能导致科学本身的边缘化，因为媒体的逻辑是偏好“人格化叙事”和“争议性”话题，它们的聚光灯未必总是投向最合适的专家，有时更青睐能制造话题的“有主见者”，而明星科学家所表达的观点的媒体吸引力可能压倒科学价值，这可能与科学应有的审慎精神背道而驰。而当“科学家”的形象泛滥而权威边界模糊时，真正的科学声音反而可能被淹没。

　　当然，名人科学家的兴起不是偶然，而是科学与社会关系深化的必然。因为科学不仅需要被知道和传播，更需要被信任和“人格化”——而明星科学家正是这一信任的人格化载体。为了让明星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包容的科学传播生态。

　　研究已经表明，信任需要在平时积累，而非临时建立。同时明星科学家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公众的事先认知和信任积累。因而，我们需要支持和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常态化的科学传播活动，建立与公众的长期信任关系。这需要制度性的支持，包括科研评价体系应承认科普的价值和意义，将其纳入职业发展考量；高校、科研院所等积极为科学家提供科学传播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科学传播的“道法术器”。科学共同体应建立集体发声的机制，培养“公共信息官”和“科学代言人”，避免过度依赖个别“明星科学家”，推动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声，形成多元但一致的科学声音，避免伪科学的传播。媒体平台应承担社会责任，不应只推送最具争议性的言论，而是要给予真专家发声渠道，优先推荐来自权威机构、经同行认可的声音，并且警惕“伪专家”成“权威”，同时要建立科学的专家认证和评价机制，帮助公众辨别可靠信息源。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