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在《格致丹青》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什么科学技术会成为当代人焦虑的根源？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以来，与重大科学理论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有了令人眩目的进展……今天，人们之所以对科技发展觉得恐惧和无奈，是因为人类已深陷在越来越细的专业和分工中，缺乏整体把握这些问题的能力。知识的专业化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也带来盲目和迷信。”

　　如果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急需开展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科普。另一方面传统上的传播模式所能发挥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基于“缺失模型”的一阶思维，以及被视为对其进行修正的“公众理解科学”的二阶思维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技术伦理等“棘手问题”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基于实践者的集体反思与学界的前沿探讨，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当前的科学传播需要一个新的模式，也就是要从一阶的“传声筒”和二阶的“对话者”，转向三阶的更具包容性与反身性的“系统协作者”。这不仅是一次理念的升级，更关乎科学传播的价值与伦理责任，以及传播者应该发挥何种角色与作用。

　　一阶的科学传播将公众视为知识空白的容器，假设只要“补足”科学事实，态度与行为便会自然改变。这种单向灌输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忽视了公众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与认知差异，以及社会信任与情感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它并不关注“信任”——无论是科学作为制度的可信度，还是个体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在其受众眼中的可信度。它的焦点主要是将知识从科学家单向传递给被认为缺乏该知识的受众，以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人们一度寄望于这种单向沟通能弥补知识缺陷，从而使公众在科学家眼中变得更“理性”，所以当公众拒绝采纳科学建议时，该模型将其归咎于“非理性”，这反而加剧了科学与社会的对立。

　　在意识到上述问题后，以对话和参与为特征的二阶模型得以付诸实践。应该说这是对一阶思维的一次修正。它承认公众并非白板，而是拥有自身知识和视角的主体，强调通过双向沟通建立信任与理解，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与参与，让公众在科学议题中发声。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它常被肤浅地执行为“名义上的对话”，成为一种公关工具或“走过场”的社区参与。其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对话的框架、议程甚至“可接受的知识”往往由专家或机构预设，即保证了“科学理性”的优先地位，公众参与也往往被工具化，仅用于增强科学决策的合法性，而非真正重构知识生产过程，这实际上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的权力结构和认知不平等的议题。

　　实际上，这两种模式都忽视了科学传播实践中日益凸显的问题。首先是以气候变化、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议题不仅涉及技术细节，更牵涉多元利益相关者，信息生态也错综复杂，甚至还存在知识结构不对等、伦理等方面的议题。如果采用线性的沟通策略（无论单向还是双向）去应对一个非线性的、动态的网络系统，无异于刻舟求剑。其次是忽视了知识这种力量的不对等。这其中谁的知识被视为“有效”，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充分，因为没有评价的信息仅仅是公共关系。因为“信息既非脱离具体语境，也非价值中立。信息具有修辞性，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和运用的，旨在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服务。”

　　因而，科学传播者自身也非完全的中立，其教育背景、机构归属和价值判断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的内容、方式、进程与结果。再次是公众角色的巨大转变。数字时代赋予公众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与表达能力。他们不仅是知识消费者，更是内容共创者与监督者，而且公众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已然是分众，甚至是精众（“精准的受众”或“精致的受众”），是同质性小组组成的异质性群体，他们的价值观、信念、态度、意识、兴趣、理解力、技能与行为等内部因素，以及包括文化、传播渠道、社会规范、控制机制与支持系统在内的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其能动性。

　　因而我们需要超越“传播”本身，将科学视为社会—技术—文化网络中的动态实践，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说，知识是在多元行动者（包括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公众、媒体等）共同参与中被建构的，它不仅仅是“如何更好地传递科学”，而是“如何共同塑造值得信赖的科学”。而在此情境下的科学传播“决定何种方式适用于特定情境，必须基于具体语境的判断，同时也要认识到所有方法的局限与优势”，同时承认每个情境都是独特的，需根据具体传播挑战的内外部多重因素，量身定制应对策略，倡导一种“因地制宜”的方法和智慧，将科学传播视为在复杂社会网络中构建信任、协调关系、管理知识这种力量的实践。

　　首先是把工作的核心从“传播内容”转向“经营关系”。在三阶思维中，关系构建是传播的中心。这意味着，科学传播者的关键绩效指标不应仅仅是发布了多少简报、举办了多少场活动，而应是在科学家、政策制定者、社区、企业等多元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了多少有韧性、可持续的沟通渠道和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

　　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从“知识翻译和传播”转向“系统干预”。科学传播不仅是一种实践，更是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目的的干预，从我们当前的状态向我们理想的状态改变的一个过程，是向我们周围的世界推广某种形象，对体制环境和社会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是对熵增定律的抵抗。而科学传播者则需要理解信息在特定社群中流动的完整生态系统，识别关键的影响节点和内外部因素。

　　最后是从“术器”到“道法”的转变中提升反身性。三阶思维不是对科学理性的否定，而是对其社会根基的深化理解，是一项处理科学与社会复杂互动的专业社会实践。它需要科学传播者具备应对认知不对称和自身价值负载的核心能力，不断地审视自身实践中的理想与现实差距，从而引导策略的调整。

　　“信任建立于共情而非数据堆砌”，专业术语的使用甚至也会破坏科学传播的多个目标，包括理解、激励行动或激发兴趣。它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其中一些方式可能导致外行人士怀疑科学家或科学机构是否在为公共利益工作。此外，使用术语可能无意中传达出传播者不在乎信息是否被理解，或者被视为使用技术语言来掩盖令人不安的真相（例如，我们尚未获得足够证据以获得完全批准）。

　　正如泰勒指出的那样，倘若“在科学与其他文化话语相互渗透的交流中，科学传播者能够展现出更具反身性的公共形象，那么单纯的观念分歧就不太容易演变为犬儒主义和反智主义”。那种曾经可能只是在公共话语中的礼节性态度——面向公众的亲和姿态，如今已成为未来对话不可或缺的要素。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