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在《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2006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一书中，作者们认为，“对于时代的飞速变化、这个世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可预见的威胁，……关键在于建立一种信赖——对于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和机构的信赖，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而在《为什么信任科学——反智主义、怀疑论及文化多样性》一书中，内奥米·奥雷斯克斯则探讨了“我们为什么要信任科学？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信任科学？”等问题，她主张，科学知识是“基本共识”，正确理解科学有助于我们“解决当前的信任危机。”因而有理由将“基于知情的信任”置于“科学共同体严格协商达成的共识”之中。

　　随着数字传播环境的兴起，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面临着深刻的变革，科学传播的生态格局也正在发生变迁，科学家走上了“在线公共场域”，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内容，专业期刊论文的发表与社交媒体的推文（有时候会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甚至采用“标题刺客”）同时“上线”，严谨的科学事实与碎片化的网络信息都成为算法的“草料”……因而科学与公众的关系，正从“理解与信赖”的传统命题，演变为“算法与信任”的尖锐挑战。

　　传统上的科学传播遵循着“科学家-媒体-公众”的线性路径，藏身“象牙塔”之中的科学家依赖媒体作为信息中介，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在诸多的科学传播模式中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虽然这里探讨的是科学传播研究上的不足和欠缺，但在实践中，我们对社交媒体平台这种媒介的关注也有类似的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的更迭，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知识社区不仅成为公众获取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更使科学家得以绕过传统媒体中介，直接“站在科学与社会的边界”上发声。

　　这一转变催生出了“在线公共场域”，它既非简单的技术平台，也非均质的公共空间，而是由特定传播规则、受众结构和软件架构共同塑造的复杂生态系统。在这里，科学家能即时回应热点、澄清谣言、普及前沿成果。然而，技术上的便利也给科学家的角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在这里，专家场域与大众讨论场域并存，专业话语与日常交流交织，科学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走向“在线公共场域”的科学家也不再只是知识的生产者，更成为被观看、被评判、被期待的“公共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科学家如何理解、扮演并反思其传播角色，已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科学能否继续获得公众信任的根本性问题。

　　传统科学传播依赖记者作为“守门人”，将复杂研究转化为通俗叙事。如今，这一中介角色正被算法取代。点赞、转发、评论等交互机制，不仅决定了哪些科学内容被看见，更悄然重塑了传播的逻辑——情绪比证据更易传播，立场比严谨更具吸引力。在线公共场域是“情境性实践与宏观结构（如软件架构）的结合体”。科学家在专业社区内分享的研究成果，可能被转移到大众讨论场域，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则被解读和重构；同一则科研成果，在专业社区内可能被视为突破，但在社交平台的热搜上却可能沦为立场攻防的工具。比如学术期刊推文谨慎地表示“某项研究初步显示A与B可能存在相关性”，这段表述被截取后，可能被演绎为“科学家实锤A导致B”。这种“语境坍塌”现象，使得科学家的发言极易被抽离原意、跨场域误读，甚至被恶意利用。

　　在此背景下，科学家的传播角色变得相对复杂且充满张力。就像彼得斯指出的那样，科学家可能需要同时扮演“教师”“公共专家”乃至“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作为“利益相关者角色”，他们在科技元话语中发挥作用，作为“教师”，他们需要将复杂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知识；作为“公共专家”，他们被期待运用专业知识解释社会性科学议题，从而超越科学边界；而小皮尔克则进一步区分出四种理想型角色：“纯粹科学家”“科学仲裁者”“议题倡导者”与“诚实中间人”。

　　应该说这些角色本无高下之分，但在数字场域中，在算法的放大镜下，这些角色的界限极易模糊。“纯粹科学家”可能因沉默而被舆论淹没；“议题倡导者”极易被算法贴上“偏激”的标签；而试图做“诚实中间人”的努力，则可能在非黑即白的流量战争中遭遇“语境坍塌”，被简化为某一方的代言人。科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纯粹知识生产，而是深度嵌入社会网络、直接影响公共决策的实践体系。科学家如何平衡专业严谨与公共参与，如何坚守客观中立又不失人文关怀，成为数字时代必须面对的课题。

　　科学家对其角色的理解——即“角色构念”——直接影响其传播行为与公众信任。现实中，科学家常面临多重角色冲突：机构要求谨慎发声，公众期待果断表态；专业规范强调不确定性，算法偏好确定性断言。当规范性期望与个人价值观相悖时，传播行为便可能陷入矛盾——或过度迎合流量而简化科学，或因恐惧误读而退出“科学传播战场”。

　　算法加持的数字传播环境对于科学传播产生了某种悖论：它赋予了科学家直接发声的渠道，却可能扭曲其声音的本质。

　　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家在传播过程中的表现，同时也是在细微的传播实践中得以建构的。科学家可能把自己视为客观中立的“科学仲裁者”，但公众却期待他们成为立场鲜明的“议题倡导者”；平台算法可能奖励情绪化的表达，而对严谨的讨论并不一定会给予流量和更多的曝光；机构考核体系可能专注论文产出，而忽视传播贡献。在知乎上有效的传播策略，在微博上可能会适得其反；面向专业领域的表述，在大众语境中可能被严重误读。

　　一位气候科学家若以“议题倡导者”身份呼吁减排，其科学结论可能被贴上“政治化”标签；若坚持“纯粹科学家”姿态回避公共讨论，则又被批评为“脱离社会责任”。角色选择不再是个人偏好，而是嵌入在公众期待、平台逻辑与相关语境中的协商。

　　这也就要求科学家需要具备高度的语境敏感性，能够根据不同场域调整传播方式。包括主动识别不同在线场域的规范——在专业平台保持严谨，在大众平台注重共情； 警惕算法对传播逻辑的扭曲——防止流量牺牲科学完整性，善用叙事讲好科学故事； 拥抱角色的多元性与流动性——在不同的角色之间灵活切换，但始终坚守科学性与社会责任。

　　归根结底，科学家拥有巨大的传播资本，但如何使用这种资本需要科学家付出巨大的努力，它的价值不在于声量大小，而在于能否转化为值得信任的力量。数字平台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充满算法与期待的竞技场，只有充分理解算法的机制，并且灵活的切换角色，我们才更有可能帮助公众养成科学思维和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弥合科学与社会的隔阂，搭建起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理解公众的桥梁。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