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在当代公共话语中，建立或者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几乎成为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目标之一。虽然多项调查显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水平总体稳定，但“信任危机”的话语却在科学政策与传播实践中颇受关注，《科学与社会》报告也曾经指出，公众“兴趣有余，信任不足”，因而，科学传播长期困于一种“信任赤字”的叙事框架，将公众的怀疑视为待修补的“缺陷”，却很少反思不信任本身可能蕴含的合理性与建设性。

　　布莱恩·特伦奇在其《科学中的信任与不信任：超越二元对立》一文中就认为，将“信任赤字”视为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不仅简化了复杂的公众态度，更可能遮蔽科学自身的问题，甚至有悖于科学精神。

　　当然，这不是否定信任的重要性，而是表明信任与不信任并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二元框架。那种认为公众之所以不信任科学，是因为他们“无知”“误解”或“被误导”的视角往往将责任单方面推给公众，却回避了科学本身的透明度、问责机制与伦理实践等同样会影响信任的维度。正如科学社会学家布莱恩·温恩所言，我们更应反思“制度性科学自身如何卷入‘公众不信任科学’的问题”，而非一味指责“无能的公众”。

　　在《不被信任的科学》一书中，作者也表明，虚假信息、数据歪曲和数据挖掘正在侵蚀科学家的信誉，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攻击工具恰恰源自科学家自身的创造；而在技术日益主导生活的今天，重拾对科学的信任，不在于盲目崇拜，而在于建立一个更负责任、更透明的知识生产体系。或者说，需要从追求“更多的信任”，转向构建一种根植于科学精神本身的、更具韧性的“信任关系”，这其中涉及合理的怀疑与批判性的信任。

　　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对研究结论的盲目接受，而是对证据的执着追问、对方法的严谨审视、对错误的坦然承认，以及对未知的谦逊态度。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勿轻信任何人之言”（ Nullius in verba）本身就内嵌着对权威的质疑传统。它包含怀疑、开放、诚实、合作与自我修正等多重维度——这些品质不仅存在于实验室中，也应贯穿于科学与公众的互动之中。

　　当科学传播将目标简化为单纯地提升信任时，它可能在无意中推销一种静态的、权威化的“科学产品”形象，而非传播一种动态的 “科学过程”。对“信任”的过度强调，也有可能会压制合理怀疑的空间。这非但不能培养公众的科学思维，反而可能助长一种与科学精神相悖的盲目崇拜或“科学主义”。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将 “科学精神”误读为对科学成果的崇拜，或等同于对科学的无条件信赖，那么这将会把科学从一种动态的探究过程，降格为一套静态的教条体系。

　　事实上，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进步，往往诞生于对既有范式的挑战。爱因斯坦质疑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屠呦呦从古代医书中寻找抗疟线索，蕾切尔·卡森以《寂静的春天》撼动化学工业霸权——这些人的共同点，不是对权威的顺从，而是以证据为武器、以责任为指南的理性勇气。

　　特伦奇进一步指出，当前科学传播实践常陷入一种“理想化科学”的陷阱——只展示科学的高光时刻：突破、发现、拯救生命，却往往回避其阴暗面：利益冲突、可重复性危机、同行评审偏见、掠夺性出版等。这种选择性叙事看似在“捍卫科学”，实则制造了一种脆弱的信任：一旦公众发现现实与宣传不符，信任崩塌将更为剧烈。相反，承认科学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反而可能建立更坚实、更具韧性的公众关系。

　　如果承认信任与合理怀疑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精神的应有之义，那么科学传播就需要转向“赋能与共建”。其核心是帮助公众掌握科学思维的“语法”，从而建立起能经受错误与争议考验的、有韧性的信任关系。它可能表现为“有条件信任”——总体认可科学价值，但对具体主张保持审慎；也可能体现为“选择性不信任”——基于科学自身标准对其某些实践提出批评。

　　《科学》主编霍尔特·索普曾说：“科学界必须以要求公众的方式要求自己。” 科学传播实践也不仅是传播突破性成果，更要坦诚分享科学走过的弯路、激烈的内部争论以及利益冲突的复杂现实。讲述科学如何从错误中学习、争议如何通过更多证据得以澄清，这些叙事更能彰显科学精神的魅力，构建坚实而持久的公信力。

　　科学家与传播者要勇于透明，勇于承认不确定性，勇于将专业的辩论展示给公众，勇于将公众视为具有批判权利和认知能力的伙伴。同时这也要求公众大力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不仅理解科学知识，更能践行科学所代表的批判性思维与理性怀疑的态度，学会“以科学的方式思考”或者“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因此，超越信任与不信任的二元对立，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更是一项科学传播实践中需要关注的方向，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让公众在参与中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