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人为本的科学传播新生态

  作者：王大鹏

  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极化的数字时代，科学传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另一方面，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却常常滞后于技术的发展，甚至被谣言、阴谋论和情绪化叙事所裹挟，这也要求我们加强新技术、新知识的科普。但是单纯地摆事实、讲道理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公众需求与媒介环境。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采用“以人为本、故事为桥、方法为魂、参与为径”为理念的传播哲学，弥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重建基于理性、信任与共情的对话。

  以人为本要求回归人的需求与情境。“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调“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科学传播的起点不应是“科学家想说什么”，而应是“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以人为本”是科学传播伦理的基石与逻辑的起点，这意味着将公众视为具有主体性、经验背景和现实关切的认知者，彻底摒弃将公众视为“知识容器”或认为其存在“信息赤字”的陈旧观念。这种转向要求科普工作者深入理解不同群体的生活逻辑、文化语境与信息获取习惯。

  “以人为本”要避免用大众笼统概括科普的目标受众，而是要关注到科普的目标对象不仅仅是自然人，更是需求的集合，是同质性小组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这也就意味着尊重认知差异——不同年龄、教育背景、职业身份的人群，对科学的理解方式和接受阈值各不相同，科普内容的设计必须具备高度的情境敏感性，始于对受众真实关切与既有知识的深刻洞察，从公众的生活世界出发，将宏大的科学叙事与个体的微观体验相连接。传播者也需要具备共情能力，承认并正视公众的合理担忧以及伦理困境等，在事实阐述中融入人文关怀，在理性沟通中建立情感信任。

  故事为桥需要用叙事连接理性与情感。科学以逻辑和证据为核心，但人类认知天然偏好叙事。故事，是人类最古老、最强大的意义编织与记忆工具。科学需要讲故事，而科普就是要讲好科学的故事。故事之所以成为有效的传播桥梁，不仅因其易于理解与记忆，更因其能激发共情、唤起价值共鸣，在冰冷的科学事实与温暖的人类经验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

  当然科学叙事并非简单地“包装”知识，而是要在忠实于科学事实的前提下，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文维度——探索的艰辛、失败的教训、合作的力量、伦理的张力。科学故事的本质，是连接起了“是什么”与“为什么对我重要”。优秀的科学故事往往呈现科学作为“过程”而非“结果”的面貌：它展示科学家如何提出问题、遭遇挫折、修正假设、最终逼近真相。故事将抽象概念嵌入具体的人物、冲突与旅程中，激发情感共鸣，让科学知识变得可感知、可记忆、可传播。

  科学故事绝非虚构或夸大，而是基于坚实的科学事实，通过挖掘科学过程本身的戏剧性来展现科学的真实面貌。它可以是科学家个人的奋斗史，可以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史诗，也可以是一个微观世界的奇妙旅程。这些叙事赋予了科学以人性、背景和意义，有效打破了“科学是冷漠、绝对、与己无关”的刻板印象。科学故事可以将极其宏观或极其微观的抽象内容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可以在现实中触摸到的具体事物。这有助于拉近与公众的贴近性，让人感觉这个话题的每个方面都跟自己密切相关，从而让宏大的主题与每个人熟悉的心路历程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击中内心的力量。

  当然，真正的科学叙事，是在严谨与生动之间寻找平衡，让公众在情感共鸣中自然接纳理性内核。富含情感与情节的科学故事，可以穿透“信息茧房”，触达不同圈层的受众，也可以让科学 “破圈”，成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方法为魂侧重超越知识点，培育科学思维。如果科学需要讲故事，那么对方法的阐释则让科学故事“可信”与“可敬”。科学的精髓在于其方法，“因为它能使公众不必去执行困难的数学运算和记住多得可怕的大量事实，而无可争辩地掌握真正的科学。”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在《把宇宙作为方法——天体物理学家写给所有人的101封信》中也提到，“真正的科学素养不仅关乎知识，更关乎你提出问题的思考方式。”“人生中所有关键时刻，你的思考方式比知识更重要。”因而科学传播不能单纯地聚焦“知识点”的积累，更要注重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公众或许能记住“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却未必理解“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数值”或“它是如何被测量出来的”。

  科学的核心不是一堆静态的知识，而是一套动态的、自我纠错的方法论体系。这包括基于观察提出可检验的假设、设计严谨的实验（包含对照组、双盲等原则）、进行可重复的验证、经受同行评议的批判，以及在新的证据面前乐于修正结论。方法为魂就是向公众展示科学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其证据强度如何，边界与不确定性在哪里。这是培养公众科学素养、抵御伪科学侵蚀的治本之策。科学传播若只呈现结论而不揭示过程，就容易将科学塑造成一套不容置疑的教条，反而削弱其公信力。

  当公众理解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个案轶事不能替代系统统计”“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等基本科学思维后，他们就有可能掌握辨别真伪科学的基本工具。在面对“量子保健品”或“神秘疗法”的宣传时，一个具备方法论意识的公众，会更自然地追问：“你的主张有可检验的预测吗？实验设计排除了安慰剂效应吗？结果经过同行评议并能在独立实验室重复吗？”

  参与为径致力于推动从单向传播转向协同共创。科学传播不仅在于让公众“知道更多”，而且要让其“参与更深”，协同共创，也就是通过共享信息以做出更理性的决策。这种协同打破了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传统边界，将科学从封闭的实验室带入开放的社会场域。通过公民科学、社区实验、公众咨询、协同设计等形式，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成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技术应用的协作者乃至伦理讨论的共同决策者。

  这种转变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提升了科学的社会相关性与合法性——当公众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便更容易理解其价值与局限；另一方面，它也丰富了科学本身——地方性知识、生活经验与多元视角，往往能为科研提供新的问题意识与解决方案。当然，这种协同需要整合到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不是在研究结果发布之后才探讨如何开展协同，也就是要做到“上游参与”，这确保了科技发展更好地回应社会价值和公共需求，使其成为构建负责任创新的关键，也相应地避免了协同成为一种流于形式的口号。

  这种协同共创能有效打破信任壁垒。当公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对科学过程的理解会加深，对科学机构的信任感会增强，对科学结论的认同也会更加发自内心。

  “以人为本、故事为桥、方法为魂、参与为径”的传播哲学共同指向一种新型科学传播生态。在这种生态中，科学不再是深居象牙塔的冰冷符号，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温暖力量；公众也不再是被动等待的对象，而是与科学家并肩前行的伙伴；它不依赖单向的灌输，而是依托双向的对话交流；它不满足于短期的传播效果，而要致力于长期的文化培育。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