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科学传播是链接科学—社会—公众的桥梁，但是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有些文本或叙事会采用“神奇”“魔力”“奇迹”等词语来形容科学——科学传播学者特尼（John C. Burnham）提出了“神谕科学”这一指称，即将科学描绘为绝对真理、终极权威。在这些词语的加持下，科学被描述成了技术奇迹的源泉以及理性秩序的象征，同时公众对科学的期待也在这种过度美化的叙事中不断攀升，他们期待科学提供确定答案、完美方案乃至道德指引。但现实中的科学也会展现出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争议性甚至错误性。如此一来，公众就会在“神谕科学”承诺与现实交付之间的巨大落差里屡屡失望。如果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把科学包装成无所不能的奇迹，那么最终可能会因无法兑现承诺而侵害对科学的信任。

  回溯19世纪以来科学传播的转型轨迹，从个人化散文到信息导向写作，从普遍热情到专业化分野，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对科学进行大众化传播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塑造完美无缺的科学图景，而在于打破迷思、平衡认知，在专业化趋势与公众需求之间搭建起可信、可感的沟通桥梁。

  在大众认知中，科学往往与“权威”“确定”“奇迹”等标签绑定，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单向度的科学传播叙事密不可分。特尼所言的“神谕科学”，正是这类叙事的极端表现，将科学发现神化，对探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避而不谈，对潜在争议刻意遮蔽，最终为公众构建起一个脱离现实的完美科学幻境。这种叙事看似是在普及科学、维护权威，实则埋下了隐患，因为这虽能激发短期热情，却埋下了长期信任危机的种子：当公众发现科学无法兑现“包治百病”“一劳永逸”的承诺时，积累的期待便会转化为失望与质疑，甚至对科学本身产生抵触情绪。

  问题的根源在于，它设定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公众被引导相信科学是线性进步、无错高效的，却未被告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探索过程——充满试错、争论、修正甚至范式革命。这便会导致“承诺与交付的失衡”。

  非专业人士对科学的需求本就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渴望感受科学进步带来的技术突破与生活改变，见证人类探索未知的神秘与奇迹；更需要听到理性的质疑声音，了解科学结论背后的局限与不确定性，明白“神秘未必已被完全解开，奇迹也未必如想象中完美”。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建立对科学的“容错认知”——明白科学不是神谕，而是人类在有限条件下不断逼近真相的努力。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性的，而非绝对性的，从假设到验证、从争议到共识，不确定性本就是科学发展的常态。单一的美化视角，会模糊科学的这一核心特质，让公众对科学的“容错率”认知不足。

  真正负责任的科学传播，首要责任是“还原真实”。理性呈现科学的进步与局限、共识与争议，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对科学本质的尊重，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唯有让公众看清科学的完整面貌，理解“不完美”才是科学的常态，才能建立起对科学的理性认知，这种认知远比短暂的热情更能支撑长期的信任。

  19世纪以来，科学写作的形式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转型，这场转型并非偶然，而是科学专业化趋势下的必然结果，本质上是科学的大众化从“情感联结”向“理性论证”的回归。在19世纪早期，科学尚未形成严格的专业化体系，“自然哲学”仍是主流称谓，科学写作多以个人化散文、书信或通俗讲座为主，依赖作者的人格魅力与修辞技巧建立信任。彼时的科学家兼具学者与科学传播者双重身份，他们以生动的笔触分享探索经历，用个人声望背书科学观点，通过情感共鸣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虽为学术著作，却以叙事化的语言呈现研究过程，让普通读者得以理解进化理论的核心逻辑；法拉第的科学传播讲座则以通俗比喻和现场演示，点燃了大众对电磁学的热情。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专业化浪潮席卷而来，科学写作也逐渐脱离个人化叙事的传统，转向注重实验方法论、定量研究与事实论证的信息导向模式。这一转型的核心特征是，传播载体从散文、随笔转向实验报告、学术论文，叙事逻辑从“个人经验+情感表达”转向“数据支撑+逻辑推演”，对“正确科学方法”的强调成为传播的核心诉求。这种变化背后，是科学规范化的必然要求——当科学从“自然哲学”分化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独立学科，专业术语、实验流程、量化分析成为学科核心，只有通过标准化的信息呈现，才能保证科学知识传递的准确性与严谨性。

  信息导向的写作模式，显著提升了专业性与可信度，让科学知识得以在专业圈层内高效流转，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深度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转型也带来了“门槛升高”的隐忧：复杂的专业术语、严谨的逻辑链条、海量的数据分析，让非专业读者望而却步，科学传播逐渐陷入“专业者自说自话，大众者无从理解”的困境。媒体为追求“爆点”又常将复杂研究简化为耸动标题，导致“专业失语”与“大众误读”并存。如何在坚守专业性的同时兼顾可读性，在精准传递信息的同时拉近与公众的距离，成为当代科学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19世纪以来的科学专业化浪潮，不仅重塑了科学写作的形式，更在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划出了清晰的边界。这种“划界效应”为科学传播带来了双重影响。

  从积极层面来看，专业化为科学传播注入了权威内核。科研机构、专业期刊、学术会议等制度载体的出现，使科学知识得以在高度规范的体系内高效积累与传递，科学家群体拥有了专属的交流平台，推动了传播的精准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传播内容得以针对性地触达目标受众，避免了泛化传播的低效性。

  但从消极层面来看，专业化带来的“圈层化”也让传播陷入了狭窄化的困境。随着“自然哲学”向“诸科学”的分化，学科壁垒日益森严，每个专业领域都形成了专属的术语体系、范式评价标准与思维逻辑，非专业人士难以跨越认知门槛。这便削弱了公众对科学的整体兴趣与理解能力，进而在面对碎片化、高门槛的科学信息时会感到疏离甚至排斥，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圈层的割裂与疏离。

  实际上，专业圈层内部的“自循环”传播，可能导致科学与社会现实脱节——科学家专注于学科内的细分研究，忽视了公众的实际需求与认知特点，而公众则因难以理解专业内容，逐渐对科学失去兴趣，最终形成“专业者不懂大众，大众不懂专业”的割裂局面。

  科学传播的专业化绝不等于“小众化”，传播的终极目标是让科学融入社会、赋能生活，而非将科学禁锢在专业圈层内部。如何打破圈层壁垒，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解读专业内容，让精准传播与广泛覆盖实现平衡，是当代科学传播者必须肩负的使命。

  科学叙事看似是客观知识的传递，实则是文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把正确知识告诉公众，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认知显然已经无效。因为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并非源于信息量的多少，而取决于他们是否理解“科学在社会中如何运作”。此外，科学家在构建科学叙事时，始终深受所属文化的假设、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影响，其叙事结构与逻辑的底层，往往隐藏着特定的文化共识。例如，西方科学叙事强调个体探索与逻辑推演，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密不可分；而中国古代的科技叙事则注重实用价值与整体思维，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文化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叙事无法脱离社会语境而存在，其本质是科学与文化的融合体。

  科学大众化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单纯传递信息，而在于构建信任，而信任的基础，正是对科学社会属性的深刻认知。而当前的很多科学传播培训往往过度聚焦于“媒体技巧”，或者说科学传播的“术”与“器”，而很少引导科学传播人员理解“社会中的科学”——即科学如何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公众需求相互作用。科学传播若脱离对科学社会属性的理解，传播便沦为表面功夫。这种偏离本质的传播模式，导致科学传播脱离公众语境，即便传递了精准的信息，也难以引发公众的共鸣与信任。

  在“神谕科学”可能带来落差的当下，科学家与科学作家需要放下姿态，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赢得公众的信任——回归科学的本质与传播的初心，立足科学的社会属性，用公众能理解的语言解读专业内容，用真实的探索过程替代完美的奇迹叙事，用平等的对话姿态替代居高临下的灌输。

  从“神谕科学”的迷思到理性认知的回归，从个人化叙事到信息导向转型，从圈层割裂到信任构建，科学传播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场不断寻求平衡的探索。有学者对自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以来的四百年的科学传播历史进行考察后认为，专门知识（episteme）与公众意见（doxa）的关系经历了从混沌交融走向等级分化，再到如今的重构诉求，科学传播也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载体，更成为科学权威与公众参与博弈的一个场域。因而当前的科学传播需要摒弃“神谕科学”的迷思，需要在多重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在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在理性论证与人文温度之间，在进步颂歌与理性质疑之间。

  同时也要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既要坚守科学的专业性，以严谨的方法论、精准的数据、规范的逻辑为传播底色，拒绝为了迎合大众而歪曲科学、弱化专业；也要兼顾传播的人文性，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比喻、贴近生活的案例，打破专业壁垒，让科学走进大众。既要敢于呈现科学的进步与奇迹，点燃公众对科学的热情；也要勇于直面科学的局限与争议，引导公众建立理性认知。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