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当科学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求证，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声筒”，而是要转向科学精神的弘扬者、科学理性的倡导者。但同时，非科学家公众也会认为他们自己的观点与科学家的观点同样有效，并基于这种赋权意识来回应公众视野中科学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这就是科林斯和埃文斯所谓的“缺省的专业知识”。

  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在科普的过程中就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非专家对科学辩论的技术维度可以做出什么合法的贡献？如何围绕这些公众的贡献设定边界？科学家的专业知识的边界是什么？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可以拓展到多远？科林斯和埃文斯也把这称为“扩展问题”，这也是科学家作为“公共专家”开展科普时必须持续协商、着力解决的核心挑战。

  同时，他们将缺省的专业知识与实质性的专业知识进行对照后，把实质性的专业知识归入其提出的专业知识分类系统，其主要类型包括：

  一是普遍型专业知识（Ubiquitous Expertise），在一种文化中任何人都需要，这种专业知识无须刻意努力习得，是作为在特定社会中成长的结果而自然累积的；

  二是专家型专业知识（Specialist Expertise），这类知识与科学家关系最密切，需要人们参与长期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形成，应用于科学家群体时，又可分为“互动性专业知识”（interactive expertise）与“贡献性专业知识”（contributory expertise）——前者是通过与专家共同体的互动过程而习得，在某种层次上达到几乎熟练的知识，却无法对该共同体的活动做出贡献，后者则通过对某一专业领域做出独特贡献而习得；

  三是元专业知识（Meta-Expertise），即人们必须掌握的“在其他专家之间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原则上，这类型的专业知识足以引领一个人完成在当代技术世界中必须做出的决定”。其中，判断专家是否具有元专业知识的标准取决于资历、经验和业绩记录。

  可以认为，科林斯和埃文斯等学者们对专业知识与专家的界定，为科学家科普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视角，并有助于丰富科普实践的思路与路径。

  专家被视为“比新手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和教育的人”，这一界定既不假定科学专业知识是构成专业知识的唯一标准，也避免了“每个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专家”的泛化误区。因而需要关注“反映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外行和科学界）观点的沟通”，而非单纯聚焦已拥有足够权威的科学专业知识。

  遵循这一思路，可以衍生出不同的专业知识类型，进而为科学家科普提供多元支撑，帮助打破权威主导的固有思维，实现科普的双向沟通与价值落地。

  深耕贡献型专业知识，筑牢科普的核心根基，是科学家科普的立身之本。结合相关学者的通用专业知识类型，贡献型专业知识是指能够“对某个主题的知识库做出贡献”的能力，无论贡献的是“抽象/可推广的知识”，还是“地方/实践知识”。这一定义打破了“贡献型知识仅属于科学界”的局限——特定领域的科学专业知识固然是贡献型的，但其他类型的专业知识也可成为贡献型知识，例如花匠对某些植物的生长习性、养护技巧的了解，可能包含植物生物学家所不知道的实践知识。

  这一视角提醒科学家，在科普过程中，既要坚守自身的科学贡献型知识，也要尊重并吸纳外行群体的实践型贡献知识，实现多元知识的互补共生，这也契合了科林斯和埃文斯关于“科学家应传达自身专业知识本质”的洞见，即对科学进行传播的那些人必须“准备向尽可能广泛的受众解释科学，解释专业知识的本质”。

  破解科普中专业与通俗脱节、知识与实践割裂的困境，要求科学家始终以自身贡献型专业知识为科普核心，同时尊重多元贡献型知识的价值。一方面，要坚守自身研究领域，深耕科学层面的贡献型知识，确保科普内容的严谨性与准确性——无论是医学专家对疾病机理的研究成果，还是环境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实证数据，亦或是物理学家对前沿科技的突破探索，这些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的专业知识，都是科普最具价值的核心素材。

  科学家要摒弃简化即肤浅的误区，用大众能理解的逻辑、贴近生活的案例，将抽象的科学贡献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运用的内容。这也呼应了“科学家在公众生活中的合法性，基于他们的专家型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科学精神气质的遵循”。例如，植物学家在普及玫瑰种植知识时，可依托自身植物生长机理的贡献型知识，结合土壤、光照等科学原理，同时兼顾在地化的实践经验，将地方/实践层面的贡献型知识融入科普之中，既能更接地气、更具实用性，也契合了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观点沟通的主张，实现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双向赋能。

  激活互动性专业知识的活力，打破科普的单向性，是科学家科普的实践关键。互动性专业知识源于与专家共同体的互动，虽未做出原创贡献，却能让科学家精准把握领域内的共识与争议，掌握与不同群体沟通的逻辑和技巧。若仅聚焦于单向输出知识、被动接受反馈，缺乏与公众的有效互动，便会导致科普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而互动性专业知识更强调跨知识类型、跨群体的有效沟通，即拥有贡献型专业知识的人，能够与拥有地方/实践知识的人进行有效地互动，这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双向的观点交流与知识互补，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家科普的沟通逻辑，也实现了“公共专家需以支持公众成员做出决策的方式进行传播”的主张。

  互动性专业知识的核心价值，在于搭建双向沟通的桥梁，实现科普从我要传播到公众要听的转变。激活互动性专业知识，首先要实现身份转型，以平等的姿态与公众对话。在科普场景中，需要主动倾听公众的疑问，并且凭借互动性专业知识耐心解读、理性回应貌似浅显、片面的问题。其次，要凭借互动性专业知识，区分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精准适配受众需求。这种能帮助科学家更好地解决“扩展问题”，协商自身专业知识的延伸边界。

  践行元专业知识的智慧，把握科普的边界感与引导性，是科学家科普的认知升级方向。元专业知识是“在专家之间作出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延伸到科普领域，就是科学家对自身专业边界的清晰认知、对科普责任的准确把握，以及对科学精神的坚定传递。同时元专业知识也强调“批判性评估非自身专业领域工作的能力”，且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情境中、为特定目标而应用。

  在“后真相”时代，关于科学的争议日益复杂，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面临挑战，部分科学家因缺乏元专业知识，陷入两种极端：要么过度放大自身的专业权威，否定一切质疑，将科学神化；要么因公众的质疑而动摇，模糊科学的边界，丧失科普的引导性。因而，科学家在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发言，即便具有权威性，权威度也可能会打折扣，甚至会降低自身权威性，带来合法性问题。

  元专业知识的核心，是理性守界、科学引导，这也是科学家科普认知升级的关键。

  一方面，要凭借元专业知识，清晰界定自身的科普边界，敬畏科学的局限性。科学家要明确，自身的贡献性专业知识有其范围，超出范围的话题，不应随意发表权威见解，“如果公众一定要为科学‘辩护’的话，他们应该专注于专家科学家，而非通才科学家”；同时，要客观解读科学的局限性，说明科学知识是在不断探索、修正中完善的，不存在绝对的终极真理。比如，部分专家评审其直接领域之外的研究项目时，运用的就是元专业知识，即使并非该领域专家，也能凭借这种能力评估提案质量。科学家在科普中亦是如此，面对自身专业领域之外的话题，应凭借元专业知识理性判断，不越界、不盲从，必要时要引导公众咨询相关领域专家。

  另一方面，要凭借元专业知识，传递科学的精神气质，这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科学家在科普中，不仅要传递专业知识，更要通过自身的言行，传递科学的思维方式——鼓励质疑、重视实证、理性判断，引导公众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学会用科学视角认识世界、解决问题。这种基于元专业知识的引导，既能提升科普的深度，也能培育公众的科学素养，实现科普的长远价值，让科学的精神气质得到应有的传播。

  此外，科学家做好科普，还需兼顾普遍型专业知识的温度，实现专业知识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普遍型专业知识是“一种文化中所有人都需要的知识”，科学家在科普中融入这种知识，能拉近与公众的距离，让科普更具人文温度。同时，科学家还应关注“经验型专业知识”的价值，这种知识是“隐性或技艺知识”，只能通过直接的、个人的经验来学习，运动技能、手工艺、对一个地方的熟悉程度等等，都属于经验型专业知识。科学家在科普中，可主动吸纳这种经验型知识，将其与自身的科学贡献型知识结合，让科普内容更具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同时，科学家开展科普还需承认自身所处的文化情境。虽然很多科普培训项目强调对信息进行定制以与受众的价值产生共鸣，但往往忽视了更广泛的文化情境。科学家应理解和处理他们所处的文化情境，因为这会影响不同公众对所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正如政治传播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所言，“任何形式的政治传播的效果都不是由信息的内容单独决定的，内容甚至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而是由它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决定的，尤其是任何特定时间里盛行的政治环境。”

  专业知识、普遍型知识与经验型知识的融合，能让科普摆脱高冷的标签，成为连接科学与生活的纽带。贡献性知识守住科普的本心，确保专业性，呼应“科学家只能从他们专业知识的核心区域进行传播”的洞见；互动性知识激活科普的活力，提升沟通力，助力科学家更好地解决“扩展问题”；元专业知识把握科普的智慧，增强引导力，契合“传达专业知识本质、传递科学精神气质”的要求。

  在科普需求日益多元、科学争议愈发复杂的当下，科学家做好科普，关键不在于传播多少知识，而在于如何传播知识。通过认知重构，打破固有思维的束缚，守住专业边界、搭建沟通桥梁、传递科学精神；通过实践革新，吸纳多元专业知识，让科普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互动，从晦涩难懂变为通俗易懂，从知识传递变为思维培育。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