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知驱动下的科学态度分化

  作者：王大鹏

  文化认知是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中，成员在评价争议性风险证据时，会主动调整自身立场以契合所在群体主流立场的一种倾向。文化认知会导致公众科学态度的分化，让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立场的公众，对同一科学议题形成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与态度倾向，最终产生难以调和的态度分歧。

  文化认知对科普与公众科学态度的影响会呈现出鲜明的导向性特征。对公众科学态度而言，文化认知让公众的科学态度不再单纯依赖科学事实本身，而是更多被群体立场、文化价值观所主导——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质疑或排斥，往往先基于自身所属群体的主流态度作出判断，而非理性审视科学证据，进而导致公众科学态度出现分化、极化，甚至出现忽视事实、固守群体立场的现象，使得不同群体间的科学态度分歧难以弥合。

  对科普而言，文化认知的存在也会导致“单向灌输”式科普陷入困境：科学内容若无法契合公众所属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与主流立场，即便具备严谨的科学性，也容易被公众通过质疑来源、歪曲解读等方式拒绝；同时，文化认知催生的群体边界与信息茧房，让科普内容难以突破群体壁垒，无法实现广泛有效的传播，导致科普的共识构建功能弱化，甚至加剧不同群体间的科学认知对立，进一步阻碍公众科学素养的整体提升。

  这种影响贯穿科普全过程，也成为公众科学态度分化的一个诱因，为后续文化认知驱动态度分化的具体机制奠定了基础。

  文化认知对科学态度分化的驱动，通过锚定、强化、固化三重机制层层递进，最终形成系统性的态度分歧，三者相互关联，构成完整的认知影响链条。

  文化世界观的锚定机制，首先为科学态度划定了价值边界，这表现为层级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两组对立维度构成的认知底层逻辑。

  不同文化世界观的个体，对科学议题的价值判断标准存在本质差异：个人主义倾向者更关注科学技术对个体自由与选择权的影响，对科学议题持警惕态度；集体主义倾向者则更看重科学对公共利益的贡献，认可为维护群体利益对科学应用进行规范；层级主义者倾向于信任权威机构的科学判断，平等主义者则对权威结论保持质疑，更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权。这种价值立场差异为态度分化埋下了伏笔。

  动机性推理则进一步加剧了态度分歧的趋势。作为个体为维护身份认同而进行的选择性认知加工，动机性推理表现为“情感优先于理性”。当科学信息与个体所属群体的价值观一致时，个体便会快速接纳并主动寻找佐证以强化这一认知；当信息与群体价值观相悖时，个体则会通过质疑信息来源、歪曲解读事实、忽视核心证据等方式拒绝接受。以新技术为例，支持技术创新的群体与担忧伦理风险的群体，即便面对同一组科学数据，也会通过动机性推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导致态度分歧不断加剧，形成“各说各话”的认知困境。

  群体边界的固化机制，则让上述分化形成稳定格局。文化身份认同催生的群体归属感，会引发“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排斥”心理，个体将态度一致者归为“内群体”，态度相悖者视为“外群体”，通过强化群体标签、放大群体差异固化认知边界。这使得科学议题讨论不再聚焦事实本身，而是演变为群体身份的对抗，即便有相应的证据能够修正认知偏差，个体也会因维护群体身份而拒绝改变态度，导致态度分化长期存在。

  文化认知驱动的科学态度分化，在诸多现实科学议题中均有鲜明投射，其表现形式与影响程度虽有不同，但核心逻辑始终一致，既印证了文化认知视角的解释力，也凸显了态度分化对科普与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

  在技术伦理类议题中，文化世界观的差异直接导致态度分化，在生态环境类议题中，群体身份与动机性推理的叠加，让态度极化更为明显。

  以气候变化为例，反对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群体，往往将其与自身群体利益、文化身份深度绑定，通过动机性推理质疑其科学性；而环保主义群体则将其视为生态危机，主动接纳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排斥反对声音。

  这种基于群体身份的认知对抗，让议题讨论偏离科学和技术本身，演变为群体利益与文化价值观的博弈，严重阻碍共识形成。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碎片化与回音室效应，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动机性推理，让不同群体被困于各自的信息茧房，态度分化愈发严重。

  弥合文化认知驱动的科学态度分化，并非否定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而是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兼顾文化适配与理性引导的科学普及路径，打破认知壁垒，推动形成基于事实的共识。

  这一过程需关注科普的精准化、多元化与伦理化。精准化传播要立足文化差异，优化叙事框架，避免单一化叙事引发的身份威胁。针对不同文化世界观的群体，应采用差异化的信息叙事策略。通过文化适配的叙事框架，让不同群体能够基于自身价值观接纳科学事实。多元化引导则聚焦于构建跨群体对话与理性思辨场景，这就要打破固化的群体边界。科普人员应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组织多元主体参与，引导个体打破信息茧房，接触不同视角的观点，弱化“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排斥”心理。同时，要注重培养公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引导个体认识到自身的动机性推理倾向，学会客观审视科学信息，而非单纯基于文化身份作判断。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