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实到实践：科学传播的三层进阶

  在信息爆炸的当下，“科学传播”或者“科普”早已不是陌生词，从朋友圈的健康常识到实验室的重大突破，科学正以多种形式走进公众视野。但真正的科学传播，从来不止于告知人们一些事实，而是一套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完整体系——事实传播、过程传播、社会实践传播，这三个层次层层递进，既勾勒出科学传播的完整轮廓，也揭示了其从传递知识到价值引领再到构建生态的链条。

  事实传播是科学传播的基石，是公众接触科学的第一道门槛，核心在于传递结论、普及常识。这一层次的传播，聚焦于科学研究已经验证的事实、数据和结论，用通俗的语言打破专业壁垒，让普通人快速获取实用的科学知识，这是最基础也最必要的事实传播。“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而，事实的传播解决了“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前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事实传播只是科学传播的起点，而非终点。如果科学传播仅仅停留在这一层，公众得到的只是零散的知识点，而非真正的科学思维，甚至可能陷入盲从权威、断章取义的误区。

  过程传播是科学传播的核心，是培育公众科学思维的关键，核心在于还原过程、传递方法。如果说事实传播是给答案，那么过程传播就是教方法，它跳出了单纯的结论传递，转而向公众展示科学研究的完整脉络：一个结论是如何提出假设、设计实验、收集数据、分析论证、反复验证的；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科学家是如何质疑、修正、完善的；样本选择、对照组设置、误差控制等环节，如何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强调方法是对科学普及的一个巨大帮助，因为它能使公众不必去执行困难的数学运算和记住多得可怕的大量事实，而无可争辩地掌握真正的科学。”这种传播方式，本质上是在传递科学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实证精神、严谨态度，让公众学会如何判断信息真假，而非单纯记住答案。因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并不能通过教科书简单地定义或传授。最能表现这种思维方式的。并不在于科学已经完成的物化的甚至是固化的科学成果，而在于求得这些成果的过程。”

  社会实践传播是科学传播的最高层次，是构建科学社会生态的核心，核心在于解读角色、明晰关系。科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与政府、企业、公众、科研机构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层次的传播，就是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在社会中如何运作，正如李正风教授所倡导的，当代科普应从传播成熟知识转向解读“进行中的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关注成果发表的同行评议机制、科研成果的转化路径、科技伦理的约束边界，以及科学在公共决策、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中的角色与作用。这种传播，让科学从实验室里的高深学问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公众不仅懂科学、信科学，更能参与到科学相关的社会治理中，形成良好生态。

  回望当下的科学传播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仍存在事实传播过多、过程传播不足、社会实践传播缺失的问题。科普不能只追求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忽略科学方法的传递；也不能停留在让受众被动接受结论的层面，缺乏批判性思维；更不能忽视科学的社会运作逻辑，否则便会导致很多科技公共议题陷入“情绪化争论”，难以形成理性共识。

  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事实传播是基础，没有扎实的事实积累，过程传播和社会实践传播就无从谈起；过程传播是核心，没有科学方法的传递，事实传播就会沦为知识灌输，难以培育真正的科学素养；社会实践传播是目标，没有对科学社会角色的理解，科学传播就无法真正融入社会，无法实现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宗旨。

  新时代的科学传播，需要多维发力。对于科普工作者而言，既要做好事实传播，用通俗的语言普及科学常识，也要注重过程传播，还原科学研究的本来面貌，更要加强社会实践传播，引导公众理解科学的社会运作逻辑；对于公众而言，要主动跳出被动接受的模式，在获取科学事实的同时，主动思考结论如何得出、科学如何影响社会，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和参与意识；对于社会而言，要搭建完善的科普生态，让科研机构、媒体、企业、政府形成合力，推动科学传播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引领和生态构建升级。从事实传播到过程传播，再到社会实践传播，每一层进阶，都是对科学传播本质的更深刻理解，也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更高要求。杜兰特认为，“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事实的知识……也不仅仅是科学态度或是科学方法的空想形象。可以肯定地说，公众所需要的是一种感知，了解科学的社会系统的真实运作方式，正是通过这样的运作方式，科学能够传递出有关自然世界的可靠知识。”而这三层进阶，一方面契合了杜兰特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物理学家莫里斯·谢姆斯的陈述，“我们所追求的可能包含两点。其一，一个社会必须认识到科学事业是如何工作的，科学事业为何要工作，以及社会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所担负的角色；其二，要能够更和谐地与科学技术相处，至少要比现在更和谐。”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