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汇聚五大洲21个国家32家创始单位会员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同期举行的2026年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三十二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科普研究所集中发布了包括《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在内的五项研究成果。

　　一“外”一“内”，互为镜像。前者意味着全球科普合作有了常设的协同平台，后者检阅着中国科普理论研究的成果。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凸显出一个愈发清晰的时代命题：当科普成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中国要用什么样的方案参与其中？答案可能在于两端——拿得出手的实践和站得住脚的理论。

　　先来看前者的逻辑。谈到科普，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各国自己的事情。但如今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虚假信息与深度伪造的泛滥不分国界，人工智能的治理难题各国共担，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关乎全球行动的成败。公众科学素质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基础设施，科普则相应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它的好处惠及任何国家，一国的探索可以成为他国的参照。公共产品需要供给、平台和协同机制。从八年前呼吁“强化有效的组织机制安排”，到八年后这一呼吁落定为国际组织，填补了制度空缺，而流动科技馆国际巡展、走向全球南方的“科技小院”，则是中国向这一公共产品池注入的活水。

　　然而，当科普衍生为一种公共产品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凸显出来，那就是与体量巨大的科普实践相比，中国更需要在原创科普理论方面有所作为。

　　应该承认，欧美等国家在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1985年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开启了世界范围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此后理论范式的迭代——从“缺失模型”，到强调倾听与回应的“对话模型”“参与模型”，再到“公众参与科学”以及“公众科学”等概念体系，几乎都发端于西方学者的质问。

　　专门的研究中心、学位项目、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构成了系统的研究场域；概念由谁提出、议题由谁设置、标准由谁掌握，在相当程度上仍由西方所主导。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普实践：2002年颁布了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科普法》，2024年12月完成修订，同时确定了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现代科技馆体系贯通央地，221万余名专兼职科普人员活跃在一线，“科普中国”平台已成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科学传播品牌和最大的科普资源库之一，公民科学素质比例攀升至16.74%。

　　当科普成为国际公共产品时，中国要做的不仅是科普实践以及研究如何做好科普，更要向世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科普”，因为在国际科学传播的场域里，除了要有中国科普的实践，更需要有中国科普的理论和方案。

　　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布的几项研究成果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国家科普能力”这个中国化的概念及体系。国家科普能力不是简单的科普活动数量，而是一个由创作、传播、教育、人才、设施和管理等多维度构成的能力体系 。《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24—2025）》从制度机制、社会动员、人才队伍、科普阵地、资源开发、科普活动、传播渠道、科学教育融合八个维度搭建起完整的分析框架，来综合判断一个国家面向全社会供给科普产品与服务、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赋能科技创新发展的综合能力。报告指出2023年我国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为3.93，同比增长10.08%，这意味着，科普正在从一项“工作”被系统化为可测量、可比较、可追踪的“研究对象”。

　　为什么说“国家科普能力”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

　　概念的诞生一定是来自鲜活的实践。纵观西方科学传播理论的谱系，其坐标始终是“公众”——公众如何理解和信任科学、参与科学决策；而“国家科普能力”则把分析对象换成了“国家”，“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这个视角的转换源于中国独有的实践土壤，比如以专门立法确立科普的法律地位，34家成员单位协同实施全民科学素质纲要，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全国科普月等。这样的实践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因而必然不会这样的概念。

　　概念化的价值，在于让经验能够流动起来。没有概念，再成功的科普实践，对他国而言也会成为难以复制的故事；而有了框架与指标，他国则可以用来测量本国的科普能力，这样，中国的经验才能被比较、被检验、被借鉴。

　　当然，概念也能反哺实践，《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报告（2025—2026）》构建了提升科学素质的工具箱，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领先示范型、良好发展型、稳健成长型、潜力提升型四类，提出差异化科普工作策略。16.74%之后的“下半场”，需要的是差异化与精准化，而这也正是理论研究介入政策的一个入口。

　　从聚焦于具体工作的经验总结，到提出独立的概念并进行知识生产，中国在科普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将进一步丰富科学传播理论。

　　那么中国方案能在世界科学传播理论中占据什么位置？如果说西方科学传播理论主要回答的是“关系之问”——如何处理专家知识与公众认知以及信任之间的张力，那么中国实践则提供的是一种“发展之答”——如何让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同频共振。全球南方国家需要的恰恰是这个答案。他们急需解决“如何在有限条件下提升科学素质”的问题。而科学素质的内涵本身也处在重构之中——多位国际专家在大会上指出，智能社会背景下的科学素质已不仅仅指代对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还包括对智能技术的认知、与人工智能协同的能力以及批判思维与伦理判断。当科学素质的内涵发生变革时，源于中国的科普实践和科普智慧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一个概念的诞生，远不等于一个理论体系的成熟。因而要警惕概念的空转，避免名词是新的，而内核仍是对既有工作的总结；还要警惕自说自话——中国概念如果只在国内学者中循环，没有被国际学术共同体所讨论和引用，那么还谈不上真正的理论贡献。

　　让中国方案成为中国理论，其前提是加大研究力度，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概念生产，把中国经验“翻译”成国际同行能理解、能讨论、能检验的概念语言；另一方面要完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探索设置和完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打造成建制的研究队伍；同时也要倡导“科学传播的科学”，让数据而非印象成为科普政策的依据；最后是用好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这一平台，把握住对科普和科学素质进行议程设置与概念定义的现实机遇。

　　从八年前的一场大会到八年后的一个国际组织，中国正在推动全球科普合作迈向新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除了要搭建国际合作的舞台，更要成为理论生产的高地。因为只有从理论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科普”，世界才能不仅看见中国的科普实践，而且会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科普实践、用上中国的科普方案。此时，中国能贡献的，就不只是科技馆和科技小院等科普产品，还有一套能够说服世界的理论叙事。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