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前，我国的农书如汉代的《氾胜之书》、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等大多是描述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著作。到了宋代，江南农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一部讲述江南农耕技术的农书来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陈旉的《农书》应运而生。

　　陈旉是南宋最具影响力的农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北宋熙宁九年，虽然熟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并不热衷于仕途，反而对种药治圃非常感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隐居西山，以种植药材和庄稼为生，自称为“西山隐居全真子”。在劳作的同时，他对前人和当时百姓的生产经验进行总结，并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实践检验，把那些有用的、可行的记录下来，著成《农书》一书。

　　陈旉所著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谈南方农业的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12篇，论述了土地的耕作以及农作物的种植；中卷3篇，记述了牛的饲养、管理以及疾病防治；下卷5篇，记载了种桑养蚕的技术。三卷合一，既各成体系，又相互联系。该书在土壤的利用和改造、水稻种植栽培、牛的饲养与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观点，为我国农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少新贡献。

　　在土壤的利用与改造方面，陈旉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认为土壤有肥有瘠，但只要进行正确的治理，都可以种植庄稼，并获得好收成；二是通过施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也就是让土壤保持肥力甚至更加旺盛。粪肥是改变土壤肥力的关键因素，陈旉在著作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制肥和施肥的问题，提出了4种较新的制肥方法：一是火粪，把垃圾、烧过的草木灰、糠秕、残茎落叶等堆聚起来，烧成焦灰。二是堆粪，把芝麻榨油后的饼渣捣碎，加上土，经过发酵制成肥料。三是沤粪，在厨房地下挖一个深坑，砌上砖使其不漏，把舂米时收集起来的谷壳，腐败的茎叶，以及洗碗水、淘米水等放入池中沤渍成肥。四是屋粪，在住处旁专门建一个粪屋来储肥，屋内挖深池，砌上砖壁，屋外搭建屋檐，避免风雨损伤粪的肥力。这些制肥的办法，有一些现在仍在使用。

　　在施肥技术上，陈旉也有独特见解，这些见解可以总结为3点，第一是用粪治地就像用药治病，要“对症下药”，不同的土壤、庄稼要施不同的肥；第二是要追肥，比如种桑应该追2次肥，苎麻应该追3次以上；第三是可以一肥多效，比如在桑树下种苎麻，对苎麻施肥，桑树也能够获益。

　　作为专门讲述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专著，水稻种植栽培是陈旉《农书》的重要内容。陈旉认为水稻种植应从整地开始，他将田地分为了旱田、晚稻田、山川田、平坦地，分别论述了这4种田地的整理技术。比如对旱地，他主张收获之后，翻耕、整地后施肥，再种上小麦、大豆、蔬菜等，既能使土地更加肥沃，又能多收一次蔬菜；对晚稻田，陈旉认为因为收获时间晚，来不及种麦豆蔬菜，则应该等到春天再翻耕，这时晚稻柔韧的根、茎已经腐烂，更容易翻耕，也更节省牛力。

　　整地之后，就应该育苗。陈旉认为只有秧苗强壮，才能获得好收成。而对于如何培育强壮的秧苗，他主张“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也就是选好秧田，适时播种，施足基肥培壮秧苗。在此基础上，还要时时对其修理整治，不要让秧苗遭受水灾、旱灾和虫灾。秧苗长出来之后，就涉及用水技术。对此，陈旉主张深浅得宜，他认为水太浅田地就会干裂，太深则会淹没秧苗使其枯萎变黄，而在刮风、下雨、晴天的用水也各有不同，当暴风来临之时，需要放干水，避免风大吹水，将秧苗聚拢到一起；下大雨的时候，反而应该增加水量，避免暴雨将谷根掀起；晴天，则应该浅水，让太阳将其晒暖。这些控水的方法都是很合理的。

　　禾苗长到一定程度，要进行中耕除草。陈旉提出，耘除的草要深埋在稻根下，使其腐烂肥田。不同的季节除草的时间和频率也有所区别，夏天草长势迅猛，应勤于除草；秋天要在水稻出穗前除草，才能不让杂草传种；冬天也应该犁田，使杂草翻入土中腐烂。

　　在关于耕牛方面，陈旉的《农书》是较早系统论述以江南水牛为主的耕牛相关知识的著作。陈旉强调了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在农业生产中“牛之功多于马”的观点，这在农书中属于首次。而对于如何养好牛，陈旉认为对牛要有“爱重之心”，在这个基础上，遵守“顺时调适”的饲养管理总则，根据季节、冷热的不同来改变养牛的方式，比如冬天，陈草腐朽，新草未生，应该把干净的稿草铡细，和上麦麸、谷糠或豆子，再加少许水使其微湿，用来喂牛；而在草木茂盛的春夏，放牧的时候应该先给牛喝水，再让它吃草，避免牛肚胀，在晚上，则应该用鲜草与铡细的稿草和匀来喂牛。而在使役方面，要以不能使牛太劳累为主要原则去爱护调养它，方能使其血气常壮。牛生病之后，则要首先弄清楚病因，再对症下药，方能治愈。

　　陈旉的《农书》在土地利用、农业经营、蚕桑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看法。陈旉完成这部农书的时候，已经74岁了，他听说真州（今江苏仪征）知州洪兴祖提倡农业生产，就赠送了他一部书稿，洪兴祖读了之后大为赞赏，把书稿交付所属各县刻印成书，广为流传。但陈旉看到成书之后，却发现书中有不少刊印错误，他担心这样的书不仅不能指导农民务农，反而会误农、坑农，于是把书稿又抄写了一遍，并为其写了跋，等待重印，这一年他已是80岁高龄，陈旉这种严谨实在的治学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陈 静 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