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研工业发展 躬身传道授业

　　【致敬！勇攀科学高峰的你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我国杰出的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今年已是87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依旧胸怀家国，用毕生的学识、经验和独特的视角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不仅深研工业发展，多年笔耕不辍，而且心系人才培养，躬身传道授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5月30日，朱高峰又荣获第十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朱院士获此殊荣乃实至名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来自中国工程院不同学部的院士们都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自199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仅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钱正英、钟南山、徐匡迪、彭士禄八位工程科技专家获此殊荣。

　　自强不息，打破国外通信技术封锁

　　1951年至1952年，朱高峰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求学，后被选派至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就读。1958年，他毕业回国，此后长期从事电信科研工作。

　　当时，我国通信设备正从全部进口转向自己研制，全国邮电部门掀起大造载波机的热潮。从3路、12路到60路载波机，朱高峰全程参与了有关工作，特别是电缆60路载波系统的线路传输系统设计研制工作。

　　起初，因为国产设备系统性能与指标要求差距较大，朱高峰就带领技术人员，在北京—石家庄300km线路上前后试验近5年时间，夜以继日地围在机器旁边测边改。

　　经过努力，朱高峰和科研人员终于弄清楚了长距离通信系统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总结归纳出线对间串音、系统噪声的叠加规律，线路均衡偏差及其叠加规律。随后，通信设备得到改进，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并成功投入使用。

　　自1969年起，朱高峰担任我国第一套中同轴1800路载波机的研制总体设计组组长。经过艰苦攻关，朱高峰和团队在四川眉山做出了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系统试验设备。试验样机于1975年鉴定定型，各种指标都能达到要求。

　　“这是在60路对称电缆系统基础上向上跨越的巨大的一步，与当时发达国家大量实用装备的水平大体相当。”朱高峰说，该设备此后又在北京—武汉—广州的干线上安装使用，成为我国光缆大规模使用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途通信网中的主干线路。

　　在完成中同轴1800路载波机的研制后，他又投身于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机的研制工作。这一系统要求每隔3公里要设一个无人增音站，频带宽，技术难度大。为此，负责总体设计的朱高峰带领团队，采用预均衡预调节等先进技术，部分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1985年该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因当时朱高峰任原邮电部副部长，故在评奖时并未列名。

　　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引领科研学术方向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话普及率还很低。朱高峰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大力推动通信网络理论发展。90年代时，他又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使其在“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建设22条光缆主干线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担任原邮电部副部长期间，朱高峰分管电信、邮政、外事、财务和计划等工作，在推动我国电信经济和网络学科发展，电信全国自动电话网建设、邮政中心局体制网络建设、电信维护体制改革、经济核算制度建立等方面有独特建树，为我国通信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高峰当选为首批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

　　在工程院工作期间，面对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朱高峰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组织院士对航空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等行业进行考察。朱高峰常说，要弄清情况，实事求是分析研究后再形成自己的意见。围绕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问题，他还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重大决策咨询项目——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

　　当时，国内外部分专家提出中国可以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反对中国发展制造业。这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讨论。朱高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持开展上述咨询项目，紧密联系实际，指出对信息的作用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要充分重视，但也不能过于夸大。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衣食住行必需品的生产并非“夕阳产业”，尤其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还远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阶段只能加速但不能跨越。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并得到肯定的同时，朱高峰还通过各种方式到各地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我国制定正确的工业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传道授业，始终关注工程人才培养

　　1998年至2002年，朱高峰担任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并牵头主持有关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课题。他坚持调查研究，对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引起广泛重视。此外，他还参与主持了多个工程院的教育咨询项目。近年来，他多次发表工程教育相关文章，对工程教育进行探讨。

　　朱高峰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要不断取得成功，培养出大批满足社会需要的栋梁之才，除了观念的清晰，理念的端正，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之外，还要有各利益相关方在特定法律规范的制约下实现责权利的合理制衡和积极有效的协同参与。

　　在朱高峰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管理问题，而是一个整合教育系统内外因素共同参与的大学治理问题。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赖于长期不懈的坚持，有赖于正确的宏观决策和切实推进的大学治理。

　　不久前的5月19日，朱高峰还在光明日报刊发署名文章，再次就新发展阶段的工程师队伍建设与发展进行深入分析，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他写道：“在向现代化强国奋进的征程上，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对工程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提出树立、宣扬、推广工程师精神，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工程师队伍，与其他各类人才共同向既定目标奋进。”

　　（本报北京5月30日电 本报记者 张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