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心理学家安妮·罗伊在《一个科学家的诞生》中写道，“如果不能被传播，那么科学中的任何东西对社会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而丹·卡亨等人在《为什么要做科学传播？》一文中针对科学传播的科学提出了几个假设，其中之一就是传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描述科学发现的特征，让科学家参与到科学发现之中，以及同决策者和不同公众分享这些科学发现。

　　一言以蔽之，科学必然要求传播。当然这里的传播至少涉及两个层次，一个是同行之间的传播，另一个则是向外行进行的科普，当然这都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科普，第一个是“行业间”的普及，第二个则是专业研究人员向非专业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普及。同时，这个意义上的普及可以界定为在确定和理解受众的基础上，将要传播的信息置入特定的框架之内，并借助于特定的途径和媒介，实现最大化的效果，用培根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真正和合法目标就是将新的科学发现与力量赋予人类生活。”

　　当然，基于不同的受众和目标，这两个层次还是有所差异的，不过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至少包括确定什么是有效的信息，如何让不同的受众参与进来，如何让科学的声音被听到等等。

　　从行业间普及的角度来说就是，科学家把在实验室生产出来的“确定性”知识通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进行发表，并在同行间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于科学共同体有自己的专业语言，交流和传播渠道，以及反馈机制，因而这种传播有自己特定的边界和圈层，其所使用的语言也可以被视为某种“方言”。但是从科学与技术研究（STS）的视角来看，科学家在生产知识的过程中也涉及传播的多个方面，比如科研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谈，科研人员与实验设备的互动等，而且在马克·埃里克森看来，科研论文是对科学研究过程的一种反思，不过这种反思也是一种翻译，即将实验室产生的正规科学知识翻译成科学论文。虽然按照学术交流的规范，成果的发表要保证科学客观化，但是这种客观化却是通过科学家的主观性（即翻译）得以实现的，这是一种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对传播施加某种干涉，当然目的是为了传播。

　　至于面向外行的普及，科学必然要求传播这个观点则会更加明显，相关的论述也能在一些知名科学家的报告、论述以及国家的政策语言中找到印证。当然，行业间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面向外行的普及，比如大众科普中经常用到的一些专业术语，这些术语可能是科学家在描述一个特定概念或者现象时所采用的，但是它会对随之而来的面向外行的科普产生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以及上帝粒子。当然，面向外行的普及有时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着学术研究，比如公民科学研究项目。

　　当然，从传播是一个过程这个角度来说，面向外行的科普所涉及的问题要比行业间科普多很多。比如要讲科学研究的语言转换翻译成外行可以理解的浅显易懂的语言，而这个过程注定是不完美的，可能会丧失某种清晰性，甚至会带有某种模糊性，当然这不是蓄意为之的，而是科学本身所带来的，因为科普需要尊重科学规范及其认知方式。当然，这也涉及选择，即基于科学的内容、受众的理解能力以及受众的旨趣、前置知识、价值取向等等为所传播的内容设置框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面向外行科普的过程中，如何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给予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必要的关注就变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在于科普要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更在于“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只要还缺少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习惯，教育就不能停止。”而且传播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相较于获得大量的科学知识而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就不可或缺，因为公众实际上接触到的科学总量一定会超过任何个体可以理解的科学总量，同时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还会左右他们对科学信息的看法，甚至产生偏见。

　　当然，从广义上来说，科学共同体也认识到了开展科普的必要性和意义，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一项新的诫命，那就是要传播。最后借用杜威的一句话，传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