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北京一场雷雨后48小时内，多家医院接诊的呼吸道过敏患者激增30%以上，其中多数与花粉暴露相关。这一看似偶然的现象，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现实：在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与植被覆盖率增加的背后，潜藏着公共健康的新挑战。这正成为超大城市生态治理需要正视的“隐性代价”，呼唤治理策略的升级。

  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与新兴挑战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以全国5.0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25.05%的人口，贡献了近40%的生产总值。作为国家发展引擎，这些区域也是生态治理的前沿阵地。过去十年，中国超大城市群生态建设加速推进，成效斐然：北京的“一屏、三环、五河、九楔”生态空间规划，上海的“城在园中、林廊环绕、蓝绿交织”生态蓝图，深圳的“山海连城”计划，都标志着生物多样性恢复已成为核心目标。

  具体来说，2012至2021年间，三大城市群PM2.5年均浓度累计降幅超47%；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1.40%；水环境方面，劣Ⅴ类水体基本消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近100%。然而，伴随“绿意”盎然而来的，是如花粉过敏等与城市植被密切相关的公共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这揭示了当前生态治理在协同提升生物多样性与保障公众健康福祉方面存在的短板，亟需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连接生态修复与健康福祉的关键桥梁

  面对提升生物多样性与防控公共健康风险的双重任务，“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因其系统性、协同性的特点，成为超大城市寻求精妙平衡的关键路径。中国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治理哲学，形成了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空间治理战略，这本身就是NbS理念的深刻体现。上海被视为NbS应对大都市生态危机的典型范例，其经验正从郊野公园向社区尺度延伸。然而，当前实践主要聚焦于提升绿量和生物多样性，对植被选择、空间配置与公共健康风险的协同考量仍需加强。 这正是NbS理念深化的关键方向。

  国际经验表明，推广NbS常面临政策主流化困境、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社会认可度待提升等挑战。在中国语境下，克服这些障碍、推动NbS向“生态-健康”协同方向深化的核心，在于紧密关注并回应居民对健康风险的切实关切以及对高品质生态空间的多元诉求。这直接关系到项目能否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并撬动更广泛的资金参与，是将NbS真正锻造成解决“平衡”难题利器的社会基础。

  寻求平衡：兼顾生物多样性与公共健康的治理路径

  推动NbS的深化发展，要求我们将公共健康维度更系统、更精细地纳入其规划、设计与评估全过程。这需要构建多维度、协同化的治理体系。

  科学植被选择与配置，这是降低健康风险的关键基石。具体而言，在植物遴选层面： 城市绿化应优先选用低致敏性本土物种。本土物种不仅更适应城市极端气候，生命力强，维护成本低，还能更好地支持本地生物多样性。在树种配置层面： 避免大面积单一化种植已知高致敏植物（如蒿属、豚草属等），提倡乔灌草复层混交模式，增加植被类型多样性，同时降低局部区域致敏原浓度。在绿色空间优化层面： 合理规划绿地布局，在城市高密度人口区域周边谨慎配置可能产生高致敏物质的植被类型；加强城市通风廊道建设，促进花粉等颗粒物扩散。

  完善花粉监测预警体系，构建精细化城市花粉监测网络和预警发布平台至关重要。政府与社会应该倡导建立“个人过敏日历”，引导过敏人群在花粉高峰期前2-4周开始预防性用药。同时，加强气象联动预警，在雷暴等特殊天气（雷暴可将花粉颗粒破碎成更易进入呼吸道的微粒）期间，及时发布警示，提醒敏感人群减少外出、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设备。

  应该将公共健康纳入生态治理评估，生态治理的成效评估需超越传统环境指标。例如，深圳将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纳入生态文明考核体系的实践值得推广。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将花粉致敏指数、呼吸道疾病发病率等健康相关指标纳入评估框架。应该着手构建“过敏原地图”与智能“花粉预警系统”，为精准治理和公众防护提供数据支撑。将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与公共健康大数据整合融入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实现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最后，推动社区参与式生态设计，在规划阶段就充分考虑居民健康诉求，使生态空间真正惠及于民。这些举措应成为新一代超大城市生态治理的“标准配置”。

  未来的城市生态空间，应既是万千生灵的庇护所，也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当北京市民漫步于翠山环抱的生态廊道，当深圳居民穿行于“山海连城”的通廊，当上海家庭在郊野公园尽享自然之趣，这些动人的场景不应被过敏的阴霾所困扰。实现生物多样性繁荣与公共健康安全的和谐统一，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生态治理领域追求的重要目标。

  （作者余兆武，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