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婷

  科技伦理治理是科技创新的“压舱石”，更是大国科技竞争的“必争地”。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科技伦理已成为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抓手。加快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既是保障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之举。

  近年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与国内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仍面临着诸多复杂且紧迫的挑战。

  伦理审查机制存在“断点”。伦理审查互认是完善伦理审查机制的必然趋势，有助于提升伦理审查效率。当前伦理审查互认机制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于多中心临床试验，尚未能有效覆盖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需求。究其原因，不同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之间，伦理审查能力参差不齐，审查标准存在差异性，且缺乏清晰的协作流程和责任分工，在重大课题和高风险项目上，难以充分统筹利用优质资源。区域伦理委员会设立形式不一，职能范围未形成共识，跨机构、跨区域的伦理审查协调仍面临诸多挑战。

  专业人才面临“缺口”。科技伦理治理横跨多学科、覆盖多领域，且交叉融合特征日益显著，随着前沿科技的加速迭代，科技伦理治理的标准不断更新、边界持续拓展，各创新主体对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伦理人才队伍需求也愈发迫切。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哲学门类下增设应用伦理专业学位类别，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2023年首批应用伦理专业学生入学，标志着专业化培养正式起步。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设立了专业学位授权点。但从全国范围内看，科技伦理人才的规模化、专业化培养仍显滞后，与当前科技发展对伦理治理的迫切需求相比，人才供给缺口亟待填补。

  风险研判存在“时差”。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突破性进展持续加速，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迭代周期不断缩短，科技创新进入规制待建、风险未知的“无人区”。科技创新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不断涌现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与治理挑战，伦理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扩散性显著增强。当前各创新主体对科技伦理风险的前瞻性评估仍显薄弱，系统性评估工具和方法论体系尚未成熟，风险研判机制未能深度嵌入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全链条，难以形成与科技发展相适配的风险防控闭环。

  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遭遇“壁垒”。从国际治理实践看，联合国、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边机制，以及各领域专业国际科技组织，在全球科技伦理规则制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伦理规范和标准体系。相较而言，而我国在这些平台上的参与深度和话语权仍显不足，与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地位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诉求不相适应。与此同时，少数国家将科技伦理问题工具化、政治化，动辄以所谓“伦理标准”为借口构筑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伦理屏障，掣肘我国新兴科技发展。

  前沿科技的加速演进与落地应用，既为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带来风险挑战。在全球治理规则重塑与国内技术迭代的双重驱动下，科技伦理治理亟需从分散应对转向系统发力，通过多维度协同提升治理效能，为科技创新筑牢前行根基。

  构建分层分类的法规体系。以促进科技发展进步为根本，结合应用场景，可“急用现行”，针对自动驾驶、医疗AI辅助诊断等特定场景，可考虑制定专门法规。对技术发展迭代快、不确定性强的技术领域预留制度空间，根据前沿科技发展态势，可动态评估调整。注重基础性法律、行业标准规范、技术指南等有机结合，构建分层分类法规体系，形成“硬法守底线、软法促发展”的伦理治理格局。加快现有制度落地实施，推动已出台制度规范如《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尽快见效，同步开展执行情况评估和动态优化。

  建立伦理审查互认机制。锚定不同领域、行业的差异性特征，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伦理审查互认规范与指南，明确统一的互认标准，厘清责任边界，破解跨区域、跨行业审查碎片化难题。聚焦重点领域搭建科技伦理审查互认信息平台，加强信息共享，提升伦理审查结果流转与核验的高效性与透明性。推动领域内或区域内有影响力的科技类社会组织牵头，成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联合组织，为科技伦理审查互认提供第三方支撑。明确伦理委员会成员构成和专业资质要求，提升创新主体伦理审查能力。构建伦理委员会评估监管体系，加强评估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高校科技伦理通识教育覆盖面，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专业课程中融入伦理案例教学，着力培养兼具技术研发与伦理素养的复合型人才。行业组织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学界、产业界研究制定前沿科技伦理与安全从业者资格标准，探索建立专业化认证考试体系，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伦理判断与风险防控能力，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职业认证机制。推动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科技伦理实训基地，开展贴近真实场景的“红蓝对抗”模拟演练，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

  建立前瞻预警的风险防控体系。开展前沿科技进展趋势的动态跟踪研究，及时跟进了解新兴领域技术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和应用场景，发布年度研究报告。针对新兴领域的特点和科技伦理治理跨学科性较强的特点，可在自科基金、社科基金中设置专项，鼓励对新兴领域伦理风险防范开展理论研讨，构建系统性的伦理风险管理研究框架，完善伦理风险治理的路线图。加强与新兴领域重点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联系，明晰个体、企业、利益相关者、政府等不同主体涉及伦理问题的责任边界，明确标准，形成风险防范的坐标尺；研发专业化的伦理风险防控工具系统，构建覆盖全链条的风险防控工具箱，推动伦理原则深度融入技术研发、应用及迭代的全过程。

  主动参与全球科技伦理规则制定。鼓励和支持我国科研人员在科技伦理、价值观框架下，参与国际组织、多双边的科技外交活动，参与科技伦理前沿问题的讨论、交流和合作研究，对国际热点伦理问题和事件有组织的积极发声。支持我国科学家发起全球科技伦理重大议题研究，参与国际科技伦理标准规范制定，在国际科技组织、学术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升国际科技伦理话语权。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国际传播工作，结合伦理热点事件和中国科技伦理政策文件，及时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科技伦理立场、方案和实践经验。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