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围绕气候变化等科学议题的公共讨论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这看似是观点的分歧，实则是更深层次的“认知冲突”——不仅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质疑及对替代性权威的推崇，也体现在对科学认识论本身的挑战及对替代性认知体系的倡导。

　　随着公众参与科学的呼声日益深入，这种冲突实际上已经从学术领域的辩论演变为一种公共话语体系的对抗。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科学进行传播的范式。传统上“真理越辩越明”的理念在数字时代情感优先的舆论场中常常可能会无效，因为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后真相情绪的蔓延等现象共同塑造了一个情感驱动的舆论场域，情绪价值往往会成为实现功能价值的前提条件。有学者研究发现，恐惧、愤怒、怀旧、希望等强烈情感成为认知冲突的内在驱动力。因此，科普的有效性，已不能单纯地依赖证据的强度，更取决于其能否引发积极的情感共鸣，共情和共振。

　　数字媒体的发展为新型社会聚合形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情感公众”——这些通过共享情感体验而非地理临近性或理性辩论而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正在影响着科学内容的触及范围以及效果的实现。在这一“公众”之中，情感不再是干扰项，而是构成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成员们通过分享情感体验，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形成“趣缘社群”。这种基于情感的连接往往比理性论证更具凝聚力，也更具情绪感染力，这也就呼吁，科普不能忽视情感的作用。

　　毋庸置疑，信任在科普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做好科普的前提就是建立起信任关系。而在以情感为纽带的新型公众形态中，科学信任的构建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基于默顿规范的科学精神特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信任”，即基于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共同体规范的信赖，同时也蕴涵着一种情感上的期待——期待科学家具备专业性、诚信和善意。然而，在以情感为纽带的认知冲突中，这种“认知信任”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当通过社交媒体对科学内容进行传播时，其权威性不再仅仅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是需要在情感上获得公众的接纳和认可。在情感公众中，一旦科普内容被感知为“居高临下”，或科学家被指控存在“利益冲突”，或特定群体的生活经验被忽视，那么，无论证据多么坚实，基于情感的抵触情绪都会侵蚀信任的基础。因而，对科学的信任不再仅仅是认知判断的结果，而是成为一种包含复杂情感结构的社会现象。

　　为此，在科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情感的作用，并且通过情感的中介来塑造对科学的信任。

　　首先，在观念上，我们需要超越“理性对抗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承认情感的正当性与强大力量。科普需要超越单纯的事实陈述，深入理解公众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经验，理解而非简单否定目标受众的情感反应。

　　其次，在方法上，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对话机制。这要求我们深入探究：在特定科学争议中，哪些情感的调动是恰当且符合情境的？情感在线上交流中是如何被集体建构出来的？数字平台的技术特性又如何塑造了情感的流通与表达？科普工作者不仅要做科学内容的传播者，还要成为目标受众情感的倾听者和翻译者。

　　最后，在目标上，我们需要权衡理性与情感、证据与体验的双重价值。既要认识到科学方法的独特价值，也要尊重多元的生活体验。数字平台不仅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也通过“情感公众”重塑了情感连接的模式，进而深刻影响着对科学的信任。

　　我们需要承认，情感不仅是个人体验，也是受文化规则中介的集体现象。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科普过程中充分考虑情感维度，理解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我们才能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渠道，在情感连接中重建并夯实公众对科学的信任。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对科学内容进行传播的过程，但恰恰是通过这种有温度、共情的对话，科学才能在复杂的公共话语空间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大鹏，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