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懿璇

  科技正深度重塑着国家竞争、社会治理与安全格局。然而在现实中，科技有时仍被视为可被行政指令随意支配的对象。科研方向被短期指标牵引、前沿探索为追求政绩让路，当决策者缺乏系统的科技专业咨询支撑时，往往容易依赖个人经验或行政习惯，而非遵循客观证据与规律。回顾历史，许多发达国家的科技智库与咨询体系都曾走过类似弯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技智库只有真正以科技为本体、立足于科技自身的规律，才能帮助决策者形成客观认知，促进科技与社会良性互动，构建起更为稳健的科技战略和治理体系。

  科技本体，意味着将科学技术看作有内在结构和演进逻辑的复杂系统，承认科学认知有其边界、研究突破需要时间且存在不确定性、工程技术也有其安全底线和可行性极限。科技本体立场，就是承认这些规律是政策制定时必须面对的刚性约束，决策只能在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而不能无视或扭曲这些规律。

  科技本体有三层具体含义：第一，承认科技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基础科学研究有不可预测性和长周期特点，而技术路径都要受客观条件限制，这些都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强行改变。第二，在充分的科学依据基础上做决策。尤其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决策者可以权衡不同价值取向，但这种权衡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科学依据所划定的可能性范围之内，不能先决定立场再去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第三，认识到社会是科技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众的理解与接受程度、伦理共识、法律法规都会影响某项技术的落地与发展。因此，科技智库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技术是否可行的层面，还必须关注如何设计风险沟通、公众参与等社会互动机制。科技与社会构成一个多中心、相互影响的网络，智库的责任是在这个网络中坚守科学理性的节点，而不是把科技简单变成行政管理的工具。

  与之相反，科技客体则是将科技视为工具、把科技当成实现行政或经济目标的被动手段，认为可以通过下达命令、设置指标等方式来“安排”科学结论或强行推进技术进程。科技客体视角下，科技被简化为项目、指标与绩效数字，其内在的客观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而是被当作可以“管理”掉的问题；客观反映科技发展规律的“范式”概念被曲解为行政力量甚至个人意志能够改写的客体变量。迷信行政命令万能、盲目崇拜短期见效、把技术纯粹当作政治工具等误区也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滋生的。这些做法不仅难以真正提升效率，反而会扭曲激励机制、错配科技资源，最终损害科技创新的土壤和科技人才的成长。

  哈佛大学科学技术学学者希拉·贾萨诺夫提出的“共生产”理论认为，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相互生成、彼此塑造、共同演化。提出科学问题、探索科研方向和科研资助流向，都深受制度、文化、权力结构的影响；而科技进步也会重塑社会结构与制度。如今，科技决策的影响已远超单一项目的范畴，关系到国家安全、产业布局、社会公平甚至伦理规范。在这个背景下，科技智库起到了科学理性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桥梁作用。所以，如果科技智库不能从科技本体出发设计政策建议，反而将科技视为实现外部意志的简单工具，就很容易放大决策者因学科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认知偏差，进而可能引发不切实际的期待、错误的激励，甚至导致决策失误。

  负责任的科技战略研究，其首要任务是认清并尊重客观规律与边界，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讨论发展目标与路径。例如美国航天领域的“十年调查”（Decadal Survey），就是由科学共同体主导，基于科学价值和技术可行性，凝练未来十年的优先科学问题与任务顺序，形成战略共识后，再指导政府预算和工程实施。在环境领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始终坚持“与政策相关但不被政策规定” （policy-relevant but not policy-prescriptive）原则，把科学根据、未来情景和相关风险全面客观呈现出来，为各国政府提供清晰的科学论证，但不代替政府做出政治抉择。这类实践的共同特点是将科学依据、技术边界、时间跨度和风险假设公开化，使科技战略本身做到可执行、可调整、可迭代、可纠错。

  反过来，将科技视为客体，惨痛的极端后果和历史明鉴就是前苏联的“李森科主义”。用非科学的权力取代科学共同体的纠错机制，最终永久伤害了遗传学的学科发展和科学家个人命运。在今天，更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制度性手段削弱或重组科学咨询体系，例如关闭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根据科学家的国籍甚至种族决定是否能获得职位和资助等。

  环境领域因其高度复杂性，最能体现忽视科技自身规律所带来的危害。环境问题交织着大气、生态、健康等自然科学，也紧密关联能源、产业、交通等经济系统，同时还受法律、规划、监管等制度约束。同一组环境数据，在不同视角下可能被解读为健康风险信号、行业准入壁垒或地方发展成绩。环境风险往往具有长期累积和难以追溯的特点，可能多年后才显现后果，导致“根据政治需要来处理科学”带来很大诱惑。当科研机构过度依附于行政体系，其核心职能可能从客观评估政策滑向证明主观政策，会造成系统性低估长期风险、限制科技证据的传播扩散，既会误导决策，也会侵蚀科学的公信力。

  2017年，美国环保署（EPA）一度出台政策，意图排除科学技术型专家参与科学咨询委员会。虽然这一政令最终被联邦法院驳回，但是该过程体现了权力意志如何操作规则排除声音不一致的科学家。2018 年，由“关注科学家联盟”（UCS）和爱荷华州立大学联合开展的覆盖16个联邦机构的大规模调查中，近半数受访者认为政治利益阻碍了研究机构作出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这一比例在EPA高达81%，近三分之一的EPA科学家直接把“政治官员的影响”列为科研工作的首要障碍，还有18%的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和EPA科学家表示自己曾被要求在报告或材料中删去“气候变化”及相关表述。而加拿大联邦科政府用繁杂的行政限制与审批程序制约环境气候科学家接受媒体采访和公开讨论研究成果，直接改变了进入公共议程的科学根据，影响了环境监管的社会基础。这些做法都试图将不符合权力意愿的科学证据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其代价是风险不断累积、纠错能力下降、公众信任崩塌。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科学界的声誉、削弱政府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也会让一线科研人员沦为被动工具，甚至成为决策失误的替罪羊。

  更有甚者，一些智库主动扮演了特定利益集团干预科学的推手。例如哈兰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等机构长期通过发布报告、游说等方式，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进行系统性的否认和淡化。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CEI）等直接代表化石燃料利益的组织多次向EPA请愿要求重新审议甚至撤销温室气体危害认定。在特朗普政府前后多轮“环保退圈”中，保守智库如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主动为放松排放标准、替换清洁电力进行政策规划和经济论证，把复杂的环境健康风险简化为“企业成本”“就业机会”的问题，实质是用政治立场和产业偏好压制了来自科学的警示。

  欧洲的“大众柴油门”事件则是产业与监管共谋的典型案例。2015年，大众汽车被曝光通过作弊软件使柴油车在实验室测试中达到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却在真实道路上严重超标。后续调查发现，监管机构早已察觉实验室测试与实际排放的差距，但因与汽车产业的利益关联而未采取足够措施；一些技术评估机构为存在缺陷的既有测试体系辩护，而不是从公共健康和大气科学的真实证据出发提出质疑。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外部力量试图过滤、裁剪甚至重构科学证据，使之符合预设的立场和目标。

  科技智库的根本任务，在于帮助决策者建立尽可能贴近真实的科技世界观，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出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决策。在我国，1980年的“中南海科学课堂”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具备了以科技为本体的科技智库雏形。钱三强、王淦昌、涂光炽、马世骏等科技大家走进中南海，向中央领导系统介绍科技发展规律，讲述和探讨科技发展的历程、科技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等，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科学知识与理性精神的尊重。以科技为本体的智库能够清楚阐述科技的原理、发展阶段、核心瓶颈、潜在风险和替代路径，并公正地呈现不同来源的依据和不同观点的交锋，避免用片面依据支持预定的立场。在向决策者提供建议时，以科技为本体有助于帮助决策者清晰区分哪些是客观的科学结论和工程约束、哪些是涉及价值权衡的政策选择空间。对于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方案，科技智库也应以专业、审慎且可供验证的方式明确指出其风险与代价，而不是用模糊语言回避实质判断。同时也应提升评估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将技术评估和情景分析前置到决策环节之前，充分揭示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和失败场景，用扎实的风险管理取代简单的口径管理。此外，通过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提升政策的社会理解度和接受度，也能使科学决策的基础更牢固。

  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因外部意志而改变，科技战略研究也不应为既定立场寻找论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追求创新活力和治理韧性的社会，必然要求其决策者和智库将科技视为必须被理解、被敬畏的刚性约束，而不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柔性工具。只有坚定地以科技为本体、深刻把握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部条件，才能产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技战略，也才能让公共决策真正成为推动科技健康发展的助力，引领我们稳健地穿越技术变革的浪潮。

　　（作者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生态环境与绿色创新专委会秘书长，工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