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普始终扮演着连接科学与公众的桥梁角色。然而，这座桥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建构成单向通行的知识输送管道——专家将经过提纯的“真理”打包分发给被视为“知识容器”的公众。这种以认知灌输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正逐渐显露出结构性危机：当人们热衷转发“AI将取代人类”的标题党文章时，却从未思考算法偏见如何为自己构筑了一个“牢笼”；当人们被“宇宙大爆炸”的视觉奇观震撼，却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无动于衷……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知道很多，却思考很少”的境地？

  面对科技深度嵌入公共生活、信息环境高度复杂化、公众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现实，我们亟需在认知、情感、行为与伦理四个维度上拓展升级，打造良好的科普生态，推动科普从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变为一场在复杂社会语境中促进理解、激发共鸣、引导行动并恪守边界的多维度对话。

  在认知上，科普不能单纯地让公众“知道”，更要“理解如何知道”。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曾经说过，“如果你具有科学素养，世界对你来说就会非常不同。”而克雷格·科米克认为，科学素养不仅要理解科学，还要理解它的社会情境，并能够参与到有关科学影响力的明智决策之中。这也就是表明真正的科学素养，不在于记住多少科学名词，而在于理解“科学是如何工作的”。公众需要知道科学结论并非神谕，而是通过假设、实验、质疑、修正的漫长过程逐步逼近真理的过程；不确定性不是科学的缺陷，而是其诚实的标志；同行评议不是形式主义，而是集体纠错的机制……

  传统的科普将科学知识简化为脱离语境的事实集合，创造出一个个孤立的“事实孤岛”。公众则被期待着去被动接收这些剥离了发现过程、争论与不确定性的“最终产品”。

  因而，对认知的重构就意味着科普要呈现科学的过程而非仅陈列成果，致力于编织“意义网络”。

  这首先意味着引入科学发现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语境。解释广义相对论时，不能仅止于方程与实验验证，更需展现爱因斯坦如何在前人基础上颠覆性思考，其理论又如何重塑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其次，必须坦诚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本质与暂时性特征。明确说明哪些是强证据支持的共识，哪些是存在争议的前沿，哪些是尚属未知的领域。最后，应促进跨学科连接，将科学概念置于更广阔的知识生态中。这就使得科学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冰冷事实，而是内在于文化、历史与个人世界观的、充满生命力的意义网络。同时通过呈现研究过程还有助于必须培养公众的元认知能力，让他们学会识别信息来源、区分相关性与因果性、理解统计显著性与实际意义的区别。因为在人工智能被广泛使用的当下，这种“信息免疫力”比任何具体知识都更重要。

  对情感的关注需要从“理性至上”转向“情理交融”。科学不仅是理性的事业，也是人类情感的投射。传统科普奉行“理性人”假设，视情感为干扰科学认知的噪声而尽力排斥，进而营造了一种冷静、抽离甚至傲慢的叙述风格。

  然而，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研究确证，情感并非理性的对立面，而是认知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与重要驱动力。对科学议题的情感投入——无论是对宇宙奥秘的敬畏、对生命复杂性的惊叹，还是对科技风险的忧虑——恰恰是公众持续关注并深入探索的核心动力。

  情感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得以生根的土壤。这就要求科普具备文化敏感性与共情能力。通过讲述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发现中的戏剧性时刻，或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营造沉浸式体验，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现实。比如，“中国天眼”FAST团队在科普中不仅展示技术参数，更讲述南仁东先生坚守深山的故事，让公众感受到科学背后的人性光辉。同时科普必须学会识别并尊重公众对某些科学议题的合理情感关切，这些情感往往承载着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不能简单以“非理性”漠视之。通过情感认同建立信任纽带，科普才能穿透心理防御，触动心灵。

  在行为上，科普要推动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参与”。知识若不能转化为行动，终将沦为装饰。“缺失模型”假设一旦公众获得正确知识，便会自然采取“合理”行动。但行为科学早已揭示，态度改变往往滞后于行为改变。因而从科普实践的角度来说，与其先说服公众“相信气候变化”，不如先引导他们“记录家庭碳足迹”。

  从行为改变的角度来说，科普要从以“被动知道”为终点，转向以“主动参与”为新目标。首先，这就需要科普活动设计具体、可行、情景化的行动建议，而非空泛呼吁。其次，要致力于构建支持性社群与强化社会认同，利用线上线下平台创建实践社区，让个体行动获得社会强化与归属感，如“公民科学”项目邀请公众参与数据收集，既对研究有所贡献，也可以强化其环境主人翁意识。最后，要与政策倡导、产品设计、社区规划等系统性干预相结合，为行为改变创造支持性环境，因为科普也可以是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目的的干预，可以让公众更广泛地关注科学，从而清除可能存在于公众之中的任何阻碍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或者说科普是负熵。当科普成为连接知识、动机、能力与社会支持的桥梁，个体行为转变才更具可能。

  最后，科普也需要关注伦理和价值等问题。科普不能单纯地传播科学知识，更要在传播普及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传播科学方法，彰显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实际上就涉及了价值观的问题。即便是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其中也涉及传播者的选择，因为“信息不能脱离具体语境，也不是价值中立的。信息具有修辞性，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和运用的，旨在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服务。”对此，我们可以用传播学上的“框架”或者说“议程设置”来加以理解，在某种预设框架之中必然隐含着一些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暗含着传播者想要或明或暗地“植入”的理念。

  传统科普常坚持“价值中立”的自我想象，将科学呈现为纯客观的知识体系，回避其背后的价值负载、利益关联与社会后果。也就是主张，知识本善，知识是好的，为了知识而学习知识是值得的，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好的。无知是不好的，学识渊博是好的，知识让我们摆脱了无知的枷锁，无知是不道德的，学识渊博是合乎道德的，因而知识的道德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是位于科普的核心的。

  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等5家单位联合发布的《科普伦理倡议书》指出的那样，科普工作要坚持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以促进国家强盛、社会繁荣、人民幸福，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修订的科普法第六条也明确，“科普工作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遵守科技伦理，反对和抵制伪科学。”

  这也就要求科普工作要关注科技伦理、科普伦理等问题，反思科学实践中的价值预设与利益格局，同时促进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就科技发展的边界与方向寻求社会共识。而且科普工作者自身也要注重培养深刻的伦理反思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理想的科普生态就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认知是土壤，情感是阳光雨露，行为是枝叶花朵，伦理是园丁的准则。或者说认知提供理性基础，情感注入内在动力，行为创造真实经验，伦理确立价值坐标；深刻的认知理解（认知维度）为产生共情与关怀（情感维度）提供基础；情感认同激发改变的动力与承诺（行为维度）；而负责任的行为选择与科技运用，则离不开持续的伦理反思与价值导航（伦理维度）。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