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1日，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2025年全国科普创作大会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王春法做了题为《关于新时代科普创作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的报告，在谈到科普创作面临的重大挑战时，报告中提到，“二战以后，科学信息的传播规模迅速扩大，科普创作迎来新的挑战。面对大量失真或错误的信息，科普工作一度转向‘纠错模式’，甚至成为公共领域中的‘谣言粉碎机’。然而，科学真相往往难以赶上谣言传播的速度，导致这种‘纠错式科普’的成效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述观点道出了长期以来科普工作中几个值得深入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即科普是不是一种“辟谣工具”，科普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辟谣工具”的作用，以及科普是否只是“辟谣工具”。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统计，伪科普涉及食品安全、营养健康、农业技术等10多类主题，其中健康领域是重灾区。过往发布的科学辟谣内容中，健康领域占35%左右，食品安全、饮食营养等约占30%，美妆护肤类约占15%，科技前沿、家居与日常安全类各约占10%。

  同时，从实践中看，一些平台和机构也在持续发布科学“流言榜”，通过各领域权威专家的解读，旨在有效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但是，一些流言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一般反复出现，有些更是穿上了现代科学为其量身打造的“新装”，而且公众也总是会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想法的蛊惑下，陷入盲从。

  “辟谣—传谣”的反复循环不断提醒我们，虽然科普在谣言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绝非专属工具。科普在辟谣中的局限性，既源于谣言滋生的复杂土壤，也受限于科普自身的传播规律，更与社会环境的多重制约息息相关。因而我们需要理性分析谣言产生的机制，打破“科普即辟谣”的认知误区。

  谣言的滋生与蔓延，往往并非源于公众“科学知识匮乏”这一单一因素，更多时候根植于社会心理、利益诉求与认知偏差等非科学土壤，而这些恰恰是单纯地依靠传播科学知识难以触及的盲区。同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谣言往往成为公众焦虑情绪的“释放通道”。多年前的“抢盐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公众对未知的恐惧与焦虑，这种情绪化的心理需求，远非理性的科学内容所能对冲。而某些假健康、伪养生谣言之所以能够在某些群体中经久不衰，本质上也是圈层认同的需要，甚至有人会把对谣言的笃信作为融入群体的“社交货币”。在这种情况下，科普的理性论证也无法“撤销”特定群体信任背书。

  同时，利益驱动更会滋生谣言。“某食物致癌”“科技与狠活”等惊悚内容的背后有可能暗藏着某些商业利益或流量诉求，这些领域的“辟谣”本质上是与资本、流量的博弈，单靠知识传播根本无法瓦解既得利益格局。

  此外，认知心理学中的“确认偏误”也让科普陷入困境：公众会选择性相信符合自身既有认知的信息，比如“酸碱体质”谣言迎合了大众对“简单养生”的期待，即便有化学专家从pH值定义、体液电离平衡理论出发反复辟谣，仍有不少人固执己见，因为谣言恰好印证了他们早已形成的认知。

  当然，除了谣言本身的复杂根源，科普自身的传播规律与谣言也存在天然“不对等”，这进一步凸显了其在谣言治理中的短板。

  科普的“高门槛”与谣言的“零门槛”形成鲜明对比。硬核科普往往需要受众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比如一些科学原理的解释需要涉及相关的科学，虽然可以借助打比方、举例子等方式对其进行“软化”，但这对特定群体而言仍然存在认知负荷，借用“教育就是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忘了之后剩下的东西”这句话来说，那就是很多学到的知识容易被遗忘，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形成理性的科学思维，那么科普的门槛依然难以跨越，因为“骗人的说法专骗轻信者”；反过来说，谣言则比较契合大众的“直觉思维”，无需任何知识铺垫就能被理解和接受，卡尔·萨根也认为，“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毕竟从传播效果理论来看，科普的核心原则是“理性严谨”，而谣言的传播密码是“简单粗暴”。

  在媒介生态层面，科普短视频为保证科学性，难以做到极致简化，而谣言短视频可以通过夸张画面、煽动性语言快速抓住受众注意力，算法推荐机制又会进一步放大这种传播优势，让科普内容在流量竞争中处于劣势。更关键的是，科普存在天然的“滞后性”：一项科学结论的验证、科普内容的创作都需要时间，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科普往往“反应慢半拍”，而谣言可以实现“即时生成、即时传播”，抢占舆论先机，这也就是“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走遍半个世界”。

  当然现实环境的多重制约也进一步压缩了科普在辟谣中的作用空间。在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专业科研人员、科普机构的话语权明显弱于传播谣言的自媒体、营销号。权威科普内容大多发布在学术平台或官方账号，传播渠道有限；而谣言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快速扩散，部分营销号的粉丝量、传播声量甚至远超正规科普机构。

  信息鸿沟理论揭示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有可能导致科普在谣言高发人群中“缺席”。农村地区、老年群体是谣言的主要受害者，却也是优质科普资源覆盖的薄弱区域：网络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碎片化信息确实具有相应的传播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口口相传的传统模式。此外，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社会中诸多科学问题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新兴技术的安全性、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等，科普无法给出“绝对正确”的答案；而谣言会利用这种不确定性，编造“确定的恐慌”，进一步削弱科普的说服力。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科普在谣言中的局限性，这不是否定其价值，而是要让科普回归本质，摒弃“点对点辟谣”的方式，致力于大幅度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教会公众如何辨别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如何分析论证的逻辑性，让公众具备“自我辟谣”的能力，比单纯告知“某条信息是谣言”更具长远意义。

  当然，科普自身也需要创新传播策略，实现“理性与共情”的兼顾。科普不应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应是双向的“对话沟通”和价值引领。在内容创作上，可采用故事化、场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科学理论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在情感层面，要关注公众的情绪需求，不仅要实现科普的功能价值，更应关注情绪价值的问题。在效能层面，要通过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和数字素养，实现从“被动辟谣”到“主动防谣”的转变，推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真正融入日常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