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论文科普解读】

　　小麦大麦自西而来，牛羊青铜传入河西，究竟是大批外来先民迁徙落脚，还是本土人群学习接纳外来技术？史前西北的社会如何运转，墓葬之下藏着怎样的社群规则？北京时间2026年9月3日，国际期刊《细胞》刊发一项历时12年的联合研究，149份古人类基因组样本，为我们打开一扇回望距今4700至3000年甘肃史前社会的窗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联合多家考古、高校机构，融合古基因组学、考古学、人类学多学科证据，厘清亚欧大陆农牧交流背景下甘肃先民的遗传历史与社会结构，刷新了人们对早期文明传播模式的认知。

　　甘肃坐落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交汇处，是史前亚欧物质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四五千年前，大麦、小麦、牛羊等源自西亚北非的驯化物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与本土粟黍农业交织共生。长期以来，国际考古学界存在一个经典疑问，当外来农业技术大规模落地，究竟是外来人群大举迁徙带来全新生产方式，还是本土族群主动吸收外来物质文明？在欧洲、中亚，农业扩张往往伴随着近东农民大规模迁徙，人群流动和技术传播同步发生。但这一模式，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西北？古DNA技术，成为解答这道谜题的关键钥匙。

　　麦作西来，人未东迁

　　小麦、牛羊、青铜器从西方传入甘肃，必然有大批西方先民随之迁徙至此？但古基因组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本次研究覆盖甘肃11处史前遗址，获取距今4700‑3000年149例古人基因组。尽管这一时期甘肃多处遗址已经普遍种植麦类作物、饲养牛羊、使用青铜器物，但遗传分析并未检测到西方外来人群的遗传成分。这意味着，西亚北非的农牧业技术向东传播到甘肃，并没有发生西方人群大规模迁入定居的现象，和欧洲农业随近东农民大迁徙扩散的模式截然不同。

　　那么，四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究竟是什么人？数据显示，甘肃史前人群主体属于东亚北方人群，主要是黄河流域人群、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群相关的遗传成分相互交融混合的结果。不同考古文化背后，人群遗传底色也呈现差异，齐家、寺洼文化人群和黄河流域人群亲缘关系更近；马家窑、四坝、西城驿文化人群，则更多关联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文化与人群遗传并非简单一一对应。同一考古文化内部，可能会出现小规模遗传面貌分化；不同文化遗址之间，也可能存在人群基因交流。这提醒我们，文化变迁不等于人群替换，器物风格的改变，也可以依靠学习、借鉴、贸易完成，不需要族群大规模迁徙。从西方起源的小麦、牛羊、青铜技术可能经由内亚山地走廊、草原通道，通过间接文化交流或由中间东亚北方人群携带传入甘肃，本土先民主动接纳外来物产，却保留自身东亚人群的遗传根基。这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多元互动”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证据。

　　磨沟墓地走出不一样的史前社群

　　如果说第一组回答厘清了“外来技术如何落地”，那么磨沟墓地的古DNA，就带我们走进史前社群内部，看见真实的家庭、婚配与社会关系。

　　磨沟墓地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史前墓地之一，累计发掘1700余座墓葬，年代距今3600‑3200年，跨越齐家文化到寺洼文化阶段，是研究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的珍贵样本。过去古DNA研究显示，欧洲不少史前社会呈现鲜明的男性主导特征；国内石峁、八里岗遗址呈现父系主导社会，山东傅家遗址呈现母系氏族村落，史前社会形态丰富多样，但大规模解析东亚社群社会关系、婚配居住模式，以及埋葬习俗的案例依然稀缺。

磨沟墓地样本紧密联结的遗传关系网络

　　依托95份磨沟古人基因组，科研人员搭建起墓地内部的遗传关系网络。整体来看，磨沟主体人群遗传结构长期稳定，社群内部存在广泛血缘联系，但婚配模式跳出了我们熟知的从夫居、从妻居两种经典范式。在典型从夫居社会，男性之间血缘联系紧密；从妻居社会，则女性亲缘关系更强。可磨沟遗址当中，男性、女性群体的遗传亲近程度没有显著差别。其既存在少量族内婚配，也有族外通婚，同时也不存在明显偏向男性或者女性的婚配居住规则，这是全球范围内较少见到的史前社会组织样本。

　　这就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单一性别主导，这样的社群依靠什么维系运转？研究表明，社群内部存在小规模外来个体流入，但主体人群保持稳定，依靠广泛的血缘纽带、多元通婚习俗维持社群存续，跳出非父即母的二元框架，展现出中国史前社会形态的复杂性。

　　墓葬新解，血缘并非合葬的唯一密码

　　走进史前墓地，大众最容易形成的印象是，成片合葬墓，埋在一起的，应当就是一家人。磨沟墓地大量多人多次合葬墓葬，考古曾经推测这里盛行家族合葬。但古DNA的检测结果，再次修正了既有认知。

　　研究比对墓葬位置、合葬情况、人骨亲缘关系后发现，磨沟墓地当中，一代、二代亲缘亲属埋葬在不同墓穴，合葬墓中仅发现一例三代亲属，统计检验证明合葬墓穴内不大可能聚集多位血缘亲属。也就是说，血缘纽带并不是古人选择共同埋葬的决定性条件，即便没有亲属关系，也可能被安葬在同一墓穴，部分合葬个体之间还存在时间跨度。这和八里岗等遗址明确的家族合葬习俗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史前埋葬习俗的多样性。

　　性别与埋葬地位同样值得玩味。墓葬随葬品能够看到分工差异，男性多见渔猎、生产工具，女性多见纺轮，反映男女劳动分工不同。但在埋葬位置、殉葬情况、随葬品数量上，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地位差距，体现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少量外来个体，他们更容易出现在墓道、普通土坑，殉人概率更高，屈肢葬比例更大，社会地位明显偏低。科研人员推测，少数个体或许是小规模冲突带来的战俘或者外来归附者，他们遗传身份的不同，直接反映在墓葬待遇差异上。

　　这就告诉我们，磨沟社会的埋葬模式不完全由血缘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社群身份、现实境遇，都会左右一个人最终的埋葬方式。血缘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史前社会复杂化的驱动因素远比想象复杂。

　　12年深耕，149份古人类基因组，这项研究跳出“技术传播必然伴随人群大迁徙”的固有认知，描绘出一幅生动的西北史前图景。四千年前的甘肃大地，本土东亚人群敞开怀抱，接纳来自远方的作物、牲畜与工艺，自身族群根基并未被外来人群替换；磨沟墓地孕育出无明显性别偏向的特殊社群，合葬不等于家族团聚，社会组织模式不单纯绑定血缘。

　　古DNA把看不见的人群迁徙、婚配习俗、社会规则，转化为可分析的科学证据。这项成果，不仅为亚欧大陆农牧交流提供了东亚范例，也拓展了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早期演进的维度。（光明网记者宋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