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冠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处于更加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中美战略竞争角力呈现上升趋势，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面对动荡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如何保持长期战略定力，更快突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指明了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组织管理水平的方向。作为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系统院）不断深化研究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致力于将钱学森系统论思想实操化，期望成为运用系统工程思想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实现者”，为治国理政贡献力量。

　　一、 思想的曙光——“系统科学思想”应运而生

　　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为了不负嘱托，钱学森在晚年开启了“创建系统学”的探索，从此踏上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组织领导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9年，钱学森就已经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评为院士。更多人不清楚的是，钱学森还是一位思想家，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创始人。钱学森的一生先后经历了20年美国学术奠基、近28年中国航天实践、晚年近30年学术研究，他在哲学、科学、技术、工程各个层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钱学森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他本人的一句话：要敢于说别人没说过的话、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干别人没有干成的事。

　　——完成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创新的飞跃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国外用定量化系统方法处理大型复杂系统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相继取了很多不同的名称，其中也包含系统工程这个词。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名词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因此使用上难免造成表述上的矛盾，系统工程一词的应用也是如此。钱学森对定量化系统方法，经过梳理，再根据从事航天、火箭导弹研制几十年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赋予系统工程一词严格的定义。这是钱学森提出系统工程理论的两个来源。

　　系统工程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提出来是在1977-1978年，标志性事件是钱学森等人1978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文章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将系统工程同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建造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套既有普遍科学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这是钱学森独立自主的、重大的贡献，是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

　　文章的发表，让刚刚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春潮更盛。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曾忆及彼时场景，“连中午在食堂里排队买饭菜，大家都在讨论系统工程这个当时全新的话题”。“那时国外已有系统工程学说，但学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而国内，这个概念还没出现。钱学森的文章使系统工程登上了学术舞台，并且应用于中国建设发展实践。”追随钱学森数十多年的原航天710所研究员于景元回忆。不少人通过书信形式向钱学森请教、交流，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生产等领域让科研人员对此产生强烈共鸣，系统工程开始在中国快速发展。

　　钱学森于1979 年又发表了一篇名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的文章， 把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的思想与方法推广到社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国家范围的组织管理技术问题， 系统地讨论了社会工程的对象和任务，认为社会工程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钱学森指出，我们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49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年了，要走完这条路，靠经验摸索可不行。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少犯大错误，那就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就是系统科学！它是现代化的预测、组织、管理、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系统工程方法。

　　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三峡工程的论证后来由系统院前身之一航天710所实践）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这算是老一辈革命家给钱学森的一个委托了。钱学森在提出了系统工程理论以后，马上就想到，如何把在航天领域里成功的系统工程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其他领域，航天领域运用的系统工程实际上是工程系统工程。钱学森知道，社会领域的系统，由于变量巨多，变量的类型繁杂，研究分析时要删繁就简。即使这样，定量研究也非常困难。所以，社会领域的系统研究，一直是定性的。钱学森还知道，这些社会领域的系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工程系统里没有的，是什么呢？是涌现现象。工程系统的整体性质一定蕴含在子系统当中，而社会领域的系统则不是。社会领域的系统的整体性质，有的并不蕴含在子系统中。

　　钱学森得出结论：客观世界中有一类系统是不能用还原论去认识和研究的。直接把工程系统工程推广到社会领域的系统里面，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原来工程系统可以用还原论的方法去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那么对这些成果包含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用系统工程来实施管理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原有的知识不够用，需要寻找新的知识来弥补，这个推广才能做下去，否则做不下去了。

　　——完成从工程系统到社会系统的飞跃

　　1982年退出国防科技一线的钱学森，迅速把科研工作转向一个更加广阔，但充满荆和风险的新领域——社会科学。他没有考虑新领域的研究是否能够带来如“两弹一星”的“功名”，或是在未来崎岖的研究道路上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只考虑国家的未来，执着的按着自己认准的科研方向勇往直前。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始终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钱学森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开始探索“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马宾、于景元等开展“关于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的综合研究”，被认为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最早实践。1979年之后，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农村实行了农副产品超购加价政策（超过应当收购部分的粮食，以高于一般收购价的价格收购）。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由于国家销售给城市的粮食价格并未作相应调整，导致的差额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随着农业连年丰收，超购加价部分迅速扩大，财政补贴也就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当时中央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当时是航天710所运用模型进行105种政策模拟和经济预测，有效解决了财政赤字的问题，获得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包括载人航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只是在那个时期钱学森等还未真正认识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更多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1986年1月，钱学森亲自创办了“系统学讨论班”。这一消息传遍学界，很多人闻讯赶到当时的航天710所参加讨论。在《光明日报》当年9月刊发的报道里，可以一窥盛况——“这是一个不大的会场。来参加讨论的人是那么踊跃，以致一些年轻人没有座位不得不自带马扎。会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每会必到。参加讨论会的还有我国著名数学家廖山涛、许国志，气象学家叶笃正，经济学家马宾，物理学家方福康，以及一批思想活跃的中青年。”每次一位学者主题发言，之后自由讨论，最后钱学森总结点评。这样的讨论开始时每周一次，后来每月1到2次，钱学森风雨无阻地参加了7年，直至行动不便无法外出。强磁场一样的讨论班，使系统学的影响力辐射全国。

　　钱学森创造性地提出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研究复杂巨系统有非常大的意义：即把人类几千年来的决策建立在一个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决策是人类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实现一个正确决策？可以说多少代人为此殚精竭虑，探寻决策之中的规律。很长时间以来，决策依赖于经验，难以上升到理论层面。后来有了系统工程的理论，将决策的科学性大大的提高了。现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现形式解决了复杂巨系统的认识问题。使得多少代人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决策科学性问题得以解决。

　　——完成从科学大师到思想巨擘的飞跃

　　1990年《自然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钱学森等人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钱学森认为，从系统特征来分，客观世界中的所有系统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简单系统、一类是简单巨系统、一类是复杂巨系统。而这三类系统分别用不同的方法论去认识研究和改造：简单系统运用的方法论是还原论；简单巨系统运用的方法是自组织理论；复杂巨系统这一类系统是有涌现特征的系统，钱学森提出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去研究和认识。有了这些新认识，横亘在推广路上的瓶颈破解了，钱学森实现了把系统工程的理论推广到社会其他领域中去，并形成了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特别是这种研究及其方法论的建立，为实现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的预言，找到了科学的和现实可行的途径与方法，其意义是极其重大且深远的。

　　钱学森说：“实践已经证明，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是在以下三个复杂巨系统研究实践 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抽象出来的，这就是：1.在社会系统中，由几百个或上千个变量所描述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技术，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2.在人体系统中，把生理学、 心理学、西医学、中医和传统医学以及人体潜能等综合起来的研究；3.在地理系统中，用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以及区域规划等综合探讨地理科学的工作。”

　　钱学森终致力于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瞬息万变的问题，他认为光靠经验方法不行，必须有现代化的组织管理的科学技术，这就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中还包括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总体设计部。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实行社会系统工程方法的组织形式，是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

　　钱学森认为，决策机构之下，不仅有决策执行体系，还有决策支持体系。前者以权力为基础，力求决策和决策执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后者则以科学为基础，力求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两个体系无论在结构、功能和作用上，还是体制、机制和运作上都是不同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协同的。两者优势互补，共同为决策机构服务。决策机构则把权力和科学结合起来，形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和行动。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多数部门把决策执行体系、决策支持体系合二为一了。一个部门既要做决策执行又要作决策支持，结果两者都可能做不好，而且还助长了部门利益。运用“总体设计部”思想，超越部门利益和短期行为，加快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1979年，钱学森首先提出了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1983年11月16日钱学森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讲到：“为了把系统工程用于国民经济的管理，我国需要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部。现在各方面提出的发展战略很多，有这个战略、那个战略，各说各的，但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总体发展战略。因此，需要成立总体设计部，作为一个国务院的实体，而不是专家座谈会。这个实体要吸收多方面的专家参加，把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结合起来，收集资料，调查研究，进行测算，反复论证，使各种单项的发展战略协调起来，提出总体设计方案，供领导决策。总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部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参谋机构，在实施我国计划体制改革中，千万不要少了这一着棋”；1988年钱学森在吴玉章的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党和国家的咨询服务工作单位》的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及其体系的思想；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1991年3月，钱学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汇报了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该次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要求对总体设计部的应用功能、组织形式、工作方式进一步明确，对组织实施条件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一个总体设计部的设计方案。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构想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能够实现，成为了永远的“世纪之憾”。

　　钱学森站在思想家的高度，以近40年的时间概括总结了国外系统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钱学森卓有远见地认为，科学技术社会化与社会科学技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由此引发的复杂性问题层出不穷，诸如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第五次产业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成为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事关人类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钱学森敏锐地把握时代的新动向，独创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把400年来经典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

　　至此，钱学森完成了从科学家到思想家的巨大飞跃；钱学森系统论实现了从处理简单系统到复杂系统问题的巨大飞跃；开启了运用系统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巨大飞跃。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授予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而钱学森是这一荣誉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钱学森在后来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两弹一星’工程所依据的都是成熟理论，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这样做，系统工程与总体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钱老一生谦恭，从不自诩，但对系统工程、对总体设计部思想，他十分自豪的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方法”、“是我们的命根子”。

　　二、时代的呼唤——“坚持系统观念”应运而起

　　当年，有人问钱学森，回国以后在武器装备制造业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什么？钱老回答：我遇到了好的时代，遇到了好的领袖所以才能成就今天的事业。今天，我们也迎来了好时代、新时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安全与发展共生。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建国以来，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和重塑，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同时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系统工程”的重要性，系统工程思想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在201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程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动态平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将其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一同，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重要原则之一，强调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为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组织管理能力指明了方向。

　　“真理穿越时空，经典跨越国界”。钱学森系统论，作为系统工程中观学派的创新理论，历经实践检验，方显其生命力和创造力；历经岁月沉淀，方显其引领性和前瞻性。钱学森当年说，系统科学的出现，绝对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将引发一场科学革命。Space X公司为了纪念钱学森而设立“钱学森会议室”；在钱学森诞辰101周年纪念日，其创始人马斯克曾发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钱学森生日快乐！”正如有人评价：“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属于20世纪；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钱学森属于21世纪。”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系统院，作为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重要传承者，钱学森智库的第一践行者，多年来，不断深化研究钱学森系统论思想理论方法，将钱学森系统论应用于航天事业、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各领域，为推动我国航天强国和国防建设提供决策支持。站在跨越历史时空的维度上，我们可以坚定地说：钱学森最伟大的贡献恰恰是找到了开启治国理政之门的“钥匙”，为推动社会这个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从“次满意状态”走向“更满意状态”提供了有利法宝，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

　　——认识论：从“还原论思想”到“系统论思想”

　　坚持系统观念,需要跳出中国、放眼世界，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轴上，把握系统思想的发展脉络。近代以前的哲学与科学思想一直停留在思辨层面，古代中国以“整体论”为主流，强调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其最优效果；西方则以“还原论”为主流，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万物都由原子和虚空构成。无论是早期的整体论还是还原论都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这种思维方式是直观朴素的，是对自然现象的比较笼统的整体把握，没能建立在对部分的精细了解上，特别是对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精确了解上，没有精密的科学实验。

　　欧洲的文艺复兴，引发了由“神”到“人”思想解放，使人类走出中世纪的蒙昧，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进而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这一系列的发展进步，都是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就是将复杂对象不断分解为简单对象，将全局问题不断分解为局部问题去解决。无论是把物质细分到原子，还是把生物分割成细胞，基本上都围绕一个“分”字展开。然而，“还原论”遭遇复杂化的世界，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了夸克层次，却无法窥探宇宙的全貌；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也到了基因层，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攻克癌症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还原论”方法创立的现代科学已经似乎触碰到了发展的“天花板”，我们不断遇到材料的极限、动力的窘境、能源的危机、生命的无助、智能的瓶颈。应用科技看似发展迅速，实际上已经快要榨干基础科学这个河床的最后一滴水。因此，一种融合整体论、超越还原论的全新思潮应运而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指出，对生物在分子层次上了解得越多，对生物整体反而认识得越模糊。为了反对当时的生物学理论和研究中的机械论方法，他强调应当把生物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察，运用定量化、精确化、模型化的方式研究系统，从而创立了“一般系统论”。此后，以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老三论”和以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为代表的“新三论”，将科学研究从“拆分”观点转向“整体”观点。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哈肯的协同学，解决的都是简单巨系统的开放性、自组织等问题，是整体论的“升级版”，仍没有解决复杂系统的复杂性、涌现性问题。因此，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特别是社会系统，不是已有理论和方法所能处理的，需要新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是钱学森“系统论”。

　　钱学森首次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提出了“系统论”思想，这一思想具有“涌现性”特征，能够实现复杂系统从不满意状态到满意状态的跃升。钱学森系统论既避免了“还原论”思想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矛盾；也避免了“整体论”思想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弊端。他已开放性、复杂性为特征，明确区分了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是一次对“系统”的再认识、再深化；他提出的方法论是对解决复杂系统涌现性问题的新成果、新动能。

　　——方法论：从“主客观分离”到“人机环系统”

　　一直以来，我们都坚信，科学是绝对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与人类的存在没有关系，然而，通过对量子理论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钱学森所提出的系统观注重“观察者”的重要性，将人与宇宙看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由于“观察者”不可避免引入到量子物理中来，量子理论给出了与经典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解读，并体现了以下两个特征。一是量子理论打破了“客体”与“观察者”之间的分割性，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在量子理论中，客体并不是外在于观察者就“在那儿”的东西，而是与观测相关的。惠勒反复强调玻尔的这句话：“在一个基本量子现象被观测到之前，没有一个现象是现象。”二是量子理论从物理学层面打破了决定论，揭示了复杂系统的涌现性特征。从量子理论的角度分析，在承认客观世界存在的第一性和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运动规律这两个前提下，必须认为万物是相关联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量子物理开启了人类对科学的新认知与新探索，可以说量子科学是20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探索领域。从量子力学的测量理论开始，如果具体到测量客观世界，就与经典物理学观点不同。钱学森认为，真正实际的（测量）仪器是人用来认识客观世界的感觉器官，而感觉器官内部的神经元，以及处理信息的大脑也是微观的，是量子力学的过程。大脑处理感觉的结果才是人认识到的测量，才是人认识到的客观世界，所以彻底解决量子力学测量问题必须用人的感觉系统为测量仪器。

　　认识上的颠覆创新，产生了理论上的巨大革新，也促使实践上的重大飞跃。根据钱学森的认识，在社会系统中，人、机器与环境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1979年，钱学森在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系统工程的实践当中，它总离不开人的因素。可以概念地说，我把人也包括在系统里面了，但是具体你怎么办？人太复杂了，现在还没有一个通用的理论可以预计人的行为。”为此，他大力推动了“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建立和发展。该理论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逐渐形成，为解决复杂系统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方法论。1981年，钱学森亲自指导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陈信、龙升照，根据载人航天研究的实践工程，并且对国外工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出了一门边缘技术科学，即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综合运用生理学、心理学、人体测量学、生物力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通过测量人体数据，建立人体模型，分析获取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心理特征及作业特征，来研究人、机器及其工作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1985年，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讲话中指出：“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发展，肯定是一次技术革命，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个高度，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研究确实非常重要。”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以唯物辨证法作指导，特别强调自上而下、由总而细的系统思考方法，遵循系统-还原-再系统-再还原，乃至不断循环上升的思维，把整体论与还原论有机结合，不断推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研究往纵深发展。恩格斯曾强调指出：“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必须先研究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人-机-环境境系统工程正是抛弃以往那种认为单个要素优良，其整体性能就必然优良的形而上学观点。而是根据唯物辨证法思想，从系统的总体高度，研究人、机、环境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和整体变化规律，通过系统观念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通过人-机-环境系统工程连接有机世界与无机世界，打通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通道。

　　——实践论：从“人工智能”到“大成智慧工程”

　　与自然科学相比，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要困难很多。自然科学可以使用定量的研究方式来测量事情发生的频率，而在社会科学中则只能更多依靠客观观察。同时自然科学的实验结果常常是具有可重复性，这对帮助理解客观规律非常重要。但是在社会科学中，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要低得多，也就造成了对规律的认识非常精确是很难的。特别是将国家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优化其结构与环境，增强其功能更是困难重重。在这一方面，钱学森的贡献恰恰在于提出了“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总体设计部提供了抓手，为处理社会复杂问题提供了“撒手锏”。其核心原则就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原则，这一原则与人工智能发展紧密相关。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认识误区。一是错把“智能”当“自动”，贬低人工智能。自动化是建立在确定的模型和流程基础上的，能自动反馈控制，也具有对环境中确定性参数变化的调整能力。数学家也可以提出判定这些自动化系统调整能力稳定性的判断依据。而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则存在模型严重的不确定性，即模型未知或知之甚少，模型的结构和参数变动范围较大。人工智能如果具备对非结构化环境变化系统的适应能力，则就具备了自主性，这是自动化的高级阶段。而自主性是基于信息甚至知识驱动的，系统根据任务需求自主完成“感知—判断—决策—执行”的动态过程，并能够应对意外情形。

　　二是错把“智能”当“智慧”，夸大人工智能。这种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静态学习和自动化基础上的动态自主学习目前还大多是“弱智能”。“阿尔法狗”作为第一个击败人类的职业围棋手，让“机器不如人”、“机器代替人”、“机器战胜人”的论调相持不下。从“智能到智慧”层面来说，“阿尔法狗”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机器的计算优势，也就是延展了人类的“逻辑思维”，仍然不具备人类的“形象思维”，更不要提“创造性思维”。说到底，人工智能还是“有智商、没情商；有计算、没算计；有智能、没智慧”。因此，机器无法真正取代人的“形象思维”，作出“智慧”决策。在这一方面，钱学森早就有了深刻洞见，并指明了人工智能的前进方向。

　　一是，人工智能研究不能涵盖人脑思维研究，而人脑思维研究却包容着人工智能研究。在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每一个大学科部门都包含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基础科学是一门学科中最基础的理论性研究，技术科学是针对工程技术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工程技术则是应用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比如在“思维科学”这一大学科中，以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为代表的思维学是基础科学；模式识别、语言学等属于技术科学；人工智能等应用则是工程技术。这一划分清晰体现了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即“人工智能研究不能涵盖人脑思维研究，而人脑思维研究却包容着人工智能研究”。

　　二是，人工智能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但人工智能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钱学森表示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应该是将人脑从之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解决更难、更高一级的题目，从而促使人脑向前发展”，让人脑进化为更聪明的大脑。另外，“如果我们发展思维科学，那就可能有朝一日我们懂得创造的规律”。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一文中，钱学森清晰表明了对思维科学的展望：逻辑学是现代电子数值计算机的理论基础，现在已经看到了电子计算机的重大作用和潜力，“那我们一旦掌握了形象思维学，会不会用它来掀起又一项新的技术革命呢？……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了灵感学呢？那人的创造能力将普遍地极大提高，岂不人人都成了天才。这就更发人深思了”。

　　因此，探寻人类终极智慧的密码并非在于“如何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如何让人更好地思考”。人永远是核心，也是根本，而机器只是辅助。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是一种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技术，其实质是把机器的逻辑思维优势、人类的形象思维与创造思维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数据、信息、知识、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智慧大脑”，实现集大成、得智慧。运用这种综合集成方法所开展的各类实践活动，可称为“大成智慧工程”。如果将这一方法运用到社会治理体系中，打造具有高度智能化的“智慧大脑”，决策将变得更加科学、理性、公正、优化，这必将引发一场治理体系的“智慧革命”。

　　三、改革的利器——“治国理政大脑”应运而胜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数字杭州”建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能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2015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大会”，旨在继承和发扬钱学森精神，用钱学森思想为时代赋能。此后，系统院一直致力于将钱学森系统论思想实操化，成为系统工程方法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实现者”，为治国理政打造管理驾驶舱，让决策者做到“心中有数”“手里有招”“脚下有路”，能够“统揽全局”“全域覆盖”“精准调控”。

　　——战略上，以总体设计做到“心中有数”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阔格局。每一项制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包含着诸多要素，涉及到诸多部门。运用“总体设计部”思想，通过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要站在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行事，应当避免短期行为，进行系统设计、长远规划。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总体设计部的实践形式主要是服务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的国家高端智库。由跨领域、多学科的专业人才、具有决策支撑经验的高级顾问及领导者共同构成，是以总体设计、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以系统从不满意状态提升到满意状态为目标，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和从原型到模型的跨越式综合提升为方法，以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和自下而上的分级筛选方案、分类融合、模拟实践、循环迭代和集中决策为流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党建系统、人文系统等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实体机构。通过对这些系统进行功能分析、系统论证、总体设计、顶层规划和总体协调，提出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各种配套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计划等，为决策者和利益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丰富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进行系统分析、系统论证、总体设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系统提升方案。

　　以国家治理总体设计部为基础，设立党政两条指挥线，明晰职责划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要完善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实。政——以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统筹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和信息壁垒，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一个总体部、两条指挥线”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制度统一、政令统一，形成了对国家总体运行“统揽全局”的指导和监督机制。

　　——战役上，以精益达成做到“手里有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部署，提出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目标愿景。20年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并对此作出了系统部署。这是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着眼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列决策和系统部署，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又有理论上的战略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华民族初心使命相统一的结晶。

　　当前，国家治理迫切需要统筹部门权力，防止管理碎片化，促进政府治理向有序化、一体化、现代化发展。但作为基础的数据资源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治理的质量和效能，迫切需要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加强顶层设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思想。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碎片化治理难题，数字中国不仅可以掀起政府部门科学化精准化的效能革命，还能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行机制、行为模式及资源配置等带来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有力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中国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数字中国是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数字化，亦即共产党员先锋队与国家治理高质量的数字化。数字中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数字中国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穿墙破洞，打通信息壁垒”，开展总体设计、总体协调、总体调度，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思维、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过程各方面，对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工具手段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过程。

　　精益达成是建设数字中国的理论方法。精益达成就是持续精益求精，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和可视成果导向的总要求，立足数据思维，探索以数据为核心驱动的国家级精益管理模式，基于OKR（目标与关键结果）、NQI（国家质量基准）、MII（星融工程体系），打造统一的治国理政管理驾驶舱、指挥棒，举国一盘棋，实现一网统管，一目了然，一屏观天下，真正做到治国理政权责明确，胸中有数。（1）构建全域、全级次、全流程OKR体系。运用钱学森总体设计部思想，建立OKR运行总体设计部，承担OKR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工作；建立横向集成、纵向贯通的协同工作模式；应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制定OKR运行流程；构建OKR评价量化指标体系，对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评价汇总，基于OKR评价结果，开展分级分类的量化考核。最终通过建立治国理政OKR体系，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化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具体化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成果，具体化为信息主导、体系效能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法制成果，具体化为实时在线“工程/项目”达成率。（2）基于NQI基准建立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国家NQI基准对每个业务模块定义标准化，可衡量、可验收的指标体系，实现“目标倒逼”、“责任在线”。（3）建立“五位一体”数据地图。基于系统院提出的天地一体、万物互联“星融工程”网络体系，开展对国家治理体系全域、全系统、全级次、全流程开展准确、详尽、实时的数据采集、数据治理、数据分析，基于自然语言的数据查询技术、基于机器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数据生产技术、全链条数据生产过程可回溯追踪技术、基于知识图谱和语义理解的数据指标可视化技术，构建交互智能、数据生产智能、数据回溯智能、可视化智能体系，形成全方位、多维度、可视化的数据脉络，建成数字中国管理信息“一张图”，辅助党政管理决策部门实时掌握国家“五位一体”发展动态，保障达成在线。

　　数字中国精益达成示意

　　精益达成，本质是实现高质量、先锋队、达成率三位一体。灵魂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性”与压实责任、提升要求、抓实考核“三实”的有机融合，具体来说就是对党员干部先锋队压实责任，对具体工作部署提实要求，对每项任务达成率抓实考核。精益达成最终将形成质量更高、效率更优、公平更佳、持续更久的管理成果；形成基于信息主导、体系效能现代化的“党政企学研民”共建共治共享共用体制机制和法制成果；形成综合目标达成率和管控合规率的实时在线展示，通过晒态势、晒差距，持续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无限逼近。

　　——战术上，以综合集成做到“脚下有路”

　　数据是治国理政体系和治国理政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无论是激发经济活力、重构社会形态、再造企业范式、创新政府治理，都需要掌控和处理规模庞大、标准不同、结构复杂、类型众多、层次繁复的数据资源。此外，系统之间、层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复杂的数据交互和关联关系，加之“人”的因素的介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只有掌握“数据治理”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在“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人为主”的“智慧大脑”，才能真正实现全面感知、科学决策、实时反应、综合协调、指挥控制，实现从“物理-数字-网络-智能-智慧”的梯级涌现，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做到集大成、得智慧。

　　构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决策提供强大决策支撑。系统院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框架的基础上，打造形成了“六大体系、两个平台”，即“思想库体系、大数据及情报体系、网信体系、模型体系、专家体系、沟通交互体系，以及机器平台、指挥控制平台。”这套体系使得“跨军民、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集成与统筹设计成为可能，将在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将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实现政策、工程、社会、军事、人文、生态、党建等系统从“不满意状态”到“满意状态”的综合提升。思想库体系——“灵魂”，实现“登高望远”，为重大问题分析提供哲学思想及理论指导，集古今中外、天地四方之思想大成；大数据及情报体系——“五官”，实现“拨云见日”，为重大决策提供最大化的情报价值，提供不同渠道的“快、新、精、准、全”的信息输入；网信体系——“神经”，实现“耳聪目明”。通过建立赛博空间信息“高速公路”，为治国理政决策落地的仿真推演提供基础支撑。模型体系——“左脑”，实现“料事如神”，提供建模方法与模型库，并通过仿真推演，实现精准预测与评估。专家体系——“右脑”，实现“博古通今”，集成跨领域、跨行业、跨系统、跨层级、跨地域专家的经验，形成强大的智慧支撑。沟通交互体系——“肌肉”，搭建 “虚拟”与“现实”、“总预演”和“总导演”之间的桥梁，实现“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人为主”的精准决策支持。

　　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打造“一目了然、一屏观天下”的治国理政驾驶舱，实时在线反映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决策落地的运行态势和目标达成情况。用系统思维、系统科学、系统工程，打造统一的治国理政驾驶舱、指挥棒，对治国理政数据进行动态监控和展示，并能穿透查询到各类数据，用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展示目标和关键结果（OKR）、综合目标达成率（战略目标、经济目标、技术目标等）、综合管控合规率（事前、事中、事后）、节点达成率、计划完成率等情况，通过晒差距，监控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决策的实施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撑，持续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结语

　　走进新时代，擘画新蓝图。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决定后势，系统院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支撑航天、服务国家为己任，传承和发扬钱学森系统论思想，为治国理政打造管理驾驶舱，为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更多力量、贡献更多智慧，努力成为系统工程理论方法的“实现者”，为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作者：薛惠锋，系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