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的祖国正在遭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

　　王淦昌

　　记者 周维海摄

　　走进中国科技馆西大厅，映入眼帘的红色展板上，6个金色大字——“我愿以身许国”格外醒目。这6个字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在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前对党和国家许下的无悔承诺。近日，在王淦昌诞辰115周年、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55周年之际，“我愿以身许国”——喜迎二十大·王淦昌生平事迹展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展出，向包括王淦昌在内的“两弹一星”元勋及众多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献上崇高敬意。

　　以身许国的后人楷模

　　本次生平事迹展将“以身许国 后人楷模”作为展览主题，以王淦昌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共分为“刻苦求学 科学报国”“无尽追问勇摘桂冠”“以身许国 两弹元勋”“鞠躬尽瘁后人楷模”4个主题展区。追根溯源，完整讲述了王淦昌为我国核事业奋斗一生的伟大经历，并追溯了其卓越成就背后的历史根源。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枫塘湾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出生的那年，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内外交困之中。而这也深深影响了王淦昌。1926年3月，王淦昌刚刚考入清华大学不久，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借口“大沽口事件”侵犯我国主权，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抗议，结果遭到残酷镇压，造成47名爱国学生死亡、150多人受伤，这其中就有许多王淦昌的同学。经历过这次事件后，王淦昌愈加明白，只有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才能真正拥有尊严和幸福，科学报国的夙愿从此在他心底扎下了根。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德国，王淦昌曾就当时核物理界最前沿的中子研究提出过新的方法，但被导师拒绝。后来，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运用王淦昌曾提出过的云室实验法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中子的存在，并凭此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王淦昌则遗憾的与诺奖擦肩而过。

　　德国留学归来后，王淦昌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在战火中他仍然继续着他在中微子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1956年，凭借着出色的研究成果，王淦昌代表中国加入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并率先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填补了反物质粒子家族的空白，震惊国际。

　　就在该成果发现后不久，王淦昌就回到了祖国，并许下了“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从1961年接到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任务，王淦昌便化名王京，告别家人，一头扎进原子弹研究中，一位顶尖学者从此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核试验基地位于渺无人烟的青海草原，50多岁的王淦昌是试验基地里年纪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却也是最能吃苦的科学家之一。为了确保试验顺利，王淦昌经常一干就是一通宵，饮食也只是简单的1个馒头1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为了加快工作进度，他还会亲自到炸药浇铸工号去和工人聊天，为工人鼓劲，工人们都喜欢开玩笑地叫他“王老头”。在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后，王淦昌依然继续从事地下核试验研究。直到1978年，年逾古稀的王淦昌才再次公开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大家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研究原子弹的老头王京就是“消失”了17年的王淦昌。

　　心系下一代的科普大师

　　在核武器研制告一段落后，王淦昌没有闲下来。他把自己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为民用核工业奔走呼吁。彼时，核工业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尚不广泛，人们普遍对核有着一定的恐惧心理。王淦昌大胆指出：“核确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完全可以控制。火与电，不也能够造成伤亡事故吗？只要使用得当，控制得好，核能是有益无害的。”作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在王淦昌的领导下，中国核学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核科普工作。1983年，全国首届核科学技术应用展览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多位国家领导人前往参观。这次大规模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应用展览先后持续了4年，在全国10多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巡回展出了12次，接待观众达50万人次，较系统地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在各领域应用的成果，并向公众普及了核能的和平利用前景及安全常识，为核电等核能的综合利用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尤其是该展览在香港举办时，大亚湾核电站正在筹建中，香港市民受到此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十分紧张。为了消除民众恐慌心理，专家组和展览团编印、散发了大量的核电科普资料，举行了多场报告会、专家座谈会和科普讲座，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反核情绪。

　　在科普工作中，王淦昌格外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曾亲自动笔，撰写了科普读物《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系列丛书中的一册——《无尽的追问》，笔触亲切、朴实，将科普故事讲述得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引导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为了支持青少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王淦昌将自己因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原子能所下属的小学和中学。1986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王淦昌又捐了4万元。甚至在弥留之际，王淦昌都不忘嘱咐子女将10万元赠与支塘中学作为奖学金。在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王淦昌还悄悄资助过多个贫困学子求学，而这些他从未对旁人讲起。

　　鲜为人知的边塞诗人

　　关于王淦昌的科学故事如今大家已耳熟能详，但鲜有人知的是王淦昌还曾写过不少诗歌。根据王淦昌家乡的苏州市档案馆记载，至今仍有人收藏有王淦昌所写的诗文。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淦昌于1963年所作的两首诗歌《从军行》和《草原礼赞》。

　　1963年正是王淦昌离开北京，来到位于青海草原的核试验基地的年份。在《从军行》的题记中，王淦昌曾写道：“余初来草原时，心情充满矛盾。” 对家人特别是长期任劳任怨、无条件支持他的妻子吴月琴的愧疚和思念时常萦绕着他。但一旦投入到工作中，所有的儿女情长都会被暂时抛诸脑后。王淦昌迅速适应了茫茫草原上“战斗”般的生活，于是他仿照王昌龄的《从军行》，写下了“一战生擒吐谷浑”“不捧朝阳终不还”的豪迈诗句。

　　到1963年底，王淦昌已经来到草原10月有余，此时的他对草原生活有了更深的感触。在1963年12月所作的《草原礼赞》中，王淦昌笔触细腻地记录了他辞京西行这10个多月的心理变化。在诗的前面，他写道：“余于六三年初春辞京西行，迄今已历十月，十个月中，草原之变化极为迅速，个人之感受亦甚为深刻。”

　　在初到草原时，王淦昌“漏转更深未成眠，初来日夜盼东还。”茫茫草原不仅自然条件艰苦，更重要的是远离家乡、亲人，使得王淦昌在精神上倍感孤寂，他深深牵挂着远在北京的家人，以至于“日间工作神恍惚，身在滩头心在京。”但正如他在诗前所写的那样，短短数月的生活迅速改变了他的情绪，很快他就将对家人的思念转化为了工作的激情。笔下的诗句愈加豪情万丈，“起重机下声鼎沸，碎石机中响雷鸣。昨日郊游黄花地，今夜灯火若繁星。”

　　在这期间，王淦昌还感受到了祖国各地对于奋战在青海草原的他们的热情支援：“燕都尚恐边疆苦，万方珍馐送边城。申江美馔建瓯茶，吐番葡萄哈密瓜。佳节‘七一’香菌酒，醉卧滩头看日华。”上海的珍馐美味、福建建瓯的茶叶、大名鼎鼎的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都被送到了王淦昌和同事们的身边，甚至还有美酒相伴。在王淦昌的笔下，本是艰苦荒凉的塞外生活一时充满了壮美、浪漫的色彩。在诗的最后，王淦昌写下：“展望明年此时日，一轮红日照金城。”毫无疑问，这轮红日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在此诗写就不到一年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王淦昌用行动践行了他许下的铮铮誓言。（都 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