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做科普的态度

　　作者：王大鹏

　　态度，通常是指对人对事采取的立场和看法

　　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

　　因为态度不同，周围的世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与以往截然不同，这就是态度的力量，它可以改变人生。

　　第十三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4.14%；同时，调查也表明，公民对科技创新保持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的态度，对新技术应用风险的担忧和参与科技决策的意愿则有所提高。这显示了国人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

　　此外，国外针对公众开展的科学相关调查，也对公众进行了分层，比如2011年英国的一次调查就将公众细分为6个不同的群体：自信的参与者，持怀疑态度的参与者，晚期采用者，关心者，松散型的怀疑者以及漠不关心者。这是一种态度。

　　又比如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201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人对科学不感兴趣。澳洲国立大学的公众科学意识中心在2017年开展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人们说自己对科学发现非常感兴趣的比例要多于说自己对音乐、电影或体育新闻非常感兴趣的比例。这是一种态度。

　　而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调查显示，有些人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太快了，以至于他们无法紧跟上这种步伐。这也是一种态度。

　　当然，上面谈及的是科普的目标对象对科学的态度，而本文则将重点关注科研人员或者说科普从业者对待科普的态度，或者说需要端正对科普的态度。

　　克里斯·穆尼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科学家真的理解公众吗？》个人理解，他也在文中强调了科学家需要端正对科普的态度，首先当然是要理解公众，不仅仅是需要公众理解科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阐述科普人员对待科普的态度。

　　传统上认为，“无知的”公众在知识方面的“缺失”需要科学家去填补，这就是所谓的“缺失模型”。该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以及公众是等待科学知识灌输的“空瓶子”这样一种假设，其目标是补偿公众在科学方面的缺失，并且希望科学普及可以向广大公众“兜售科学”以促进他们对科学的支持和科学的合法性。而许多研究者（包括《科学传播的科学》一书的作者克雷格˙科米克）主张，我们应该埋葬“缺失模型”。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缺失模型”曾经是一种态度，甚至现在还偶尔能看到它的影子。

　　与之相对应的，有些人一度认为科普是“不务正业”，是“小儿科”，科研做不好的人才去做科普，尤其是对那些本身并不做科普，但是又对科普有所指摘的人。比如1894年，赫胥黎自己意识到，成功地开展科学普及对于科学研究这个职业是有弊端的，因为那些在这种尝试中败下阵来的人会“报复性地……忽视一个人其他所有的工作，并且会油腔滑调地说他仅仅是一个‘普及人员’。”再比如，“萨根效应”的存在也体现了一些人对科普从业者的看法。其实这也是一种态度。

　　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发展，科普的重要性，科普的手段，途径，甚至科普的内涵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我们也需要改变对待科普的态度。

　　首先，当前的科普不能采用居高临下的灌输式和填鸭式，而是要采用陪伴式和融入式的，要和受众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态度的变化。

　　其次，当前的科普内容也不能单纯地停留在知识传播和扩散的层面上，而是要上升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层面，去树立科学观念、涵养科学精神、培育创新精神和营造社会氛围，也就是我们反复重申的从“知识补课”到“价值引领”，这是一种态度的变化。

　　再次，当前的科普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如果在这里引用一下“科学传播”这个词的话，那就应该是它一定是关于科学的传播，对科学进行的传播，传播的是科学，同时也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传播。这也是一种态度的变化。

　　同时对此稍加扩展的话，我们可以认为，那就是要把科研做成科普，也要把科普做成科研。

　　一方面，随着科研成果发表数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和作者都意识到了需要将科研成果传播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文章的社会影响力，让科研成果真正地发挥作用，毕竟如今已经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所以从科研成果的角度来说，其通行的实践已经从“不发表就出局”转向了“不传播便出局”，在发表科研成果的同时，后续的科普文章也成为一个必要手段，而非科研成果的“附属品”。这其实是在推动着科研成果的科普转化，或者说是在把科研做成科普。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好科普，这也是把科普做成科研的核心要求。因为科普传递的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而这些都应该来源于科研结果，同时也需要用科普研究的理论和成果来指导科普工作，这都是把科普做成科研的应有之义。此外，科普要有自己的“研值”，即所传递的内容应该是科学共同体达成共识的或者在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的内容（当然有些科研结果会因为造假以及存在瑕疵而撤稿），科普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应该基于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能脱离科学真理而肆意发挥，因为基于研究成果（“研值”）的科普才真正能呈现出“颜值”和“言值”。

　　最后，我们需要避免另外一种态度，那就是把科普看作是获奖的便捷途径。诚然，随着国家对科普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机构也出台了相应的科普要求和规定，同时各个层面上的科普奖项也多了一些，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将目标直指获得科普奖项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要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然后再去努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而如果一开始就奔着获奖的目标狂奔，也许有可能会实现，但这不是对待科普的正确态度。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