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的一次医学科普工作会议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部部长郑源女士从傲慢、冷漠、贪婪三个方面探讨了健康知识普及当中的人文精神缺失。应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科学素质的广泛提升，科普更需要关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传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也曾认为，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骨架，而人文精神是科普的“灵魂”。

　　要在科普中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需要科普从业者打破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新修订的《科普法》在科普人员一章提到，“国家加强科普工作人员培训和交流，提升科普工作人员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这也就表明，需要对科普从业者进行如何开展科普的培训，当然这种培训不能单纯地停留在科普的方式与方法上，还应该包括如何达成战略性目标，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入日常的科普实践之中等等，这种培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需要随着科普工作的深入而不断地调整。

　　但是，现实中也有人主张面向科研人员的科普培训不会取得明显的效果，一来是科研人员的时间比较紧张，二来有些科研人员并不觉得科普是一门需要特意学习的学问，甚至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我都是科学家了，还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做科普吗？这就好比不会做菜的诗人不是一个好厨子一样。兰迪·奥尔森在《别做这样的科学家：走出科学传播的误区》一书中就用几个例子阐释了这种情况，如果我连制冷技术都不懂的话，我又是如何获得海洋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呢？如果我是一个差劲的高尔夫球手，我如何有能力建设一个让人满意的树屋呢？其实这就是一种傲慢和偏见，是一种认为自己在某个领域的专家地位可以自然等同于在其他领域的专家地位，也是一种依然把科普工作当作“小儿科”的一种偏见。

　　我们承认，科研人员接受过大量的如何开展好科学研究的专业培训和职业培训，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培训中所获得的技能可以无缝地过渡到科普这项工作之中，毕竟科普不是猜谜游戏，它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指导，因而才能科学地开展科学普及，换句话说，做得好科研未必就等同于能够做得好科普。

　　实际上，随着科普理念和科普实践的不断深入，科普要摆脱单纯地传播知识的观点愈发变得明显，而且这种做法所基于的“知识越多态度越积极”的“缺失模型”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科普还需要考虑目标受众的各种情境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念，前置知识的储备情况，获取信息的途径等等，因为如果不研究目标受众的情况，那么科普往往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这就像把水泼到沙子里，虽然很努力，但是没什么反响。科普从业者不仅要研究所传播的内容，还要研究目标对象。只有尊重和了解读者的每一个认知习惯、知识结构、知识层级，才有可能“因人制宜”。所以，“我不需要你听懂，我只需要你听我的”这种偏见是要不得的，毕竟听懂是依从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让人听懂的一个中介变量就是信任的建立。

　　从实践上来看，科普之中的信任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前提，因为人们会因为相信某个人而相信他以及他所在的机构发表的观点和看法，就此而论，科普从业者首先需要意识到，公众起初不关心你知道什么，他们想知道你关心他们，而且并不是你认为自己有多值得信任，而是受众认为你有多值得信任。

　　要打破对科普的傲慢与偏见，则需要正视科普，这种正视不仅仅体现在对科普工作重要性与价值的正视上，更要体现在对科普理念的理解，对科普方法的习得等方面，毕竟对于科普从业者来说，如何做好科普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新的学问，而通过对科普的深入学习和实践才能真正打破这种傲慢与偏见，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科普供给，同时助力科学素质的普遍提升。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