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幸阳

　　民企为什么能在上海成功？

　　2015年的黄峥，肯定答不上来。刚做出“拼好货”的他，每天研究的都是猕猴桃、哈密瓜的品种，绞尽脑汁地优化水果SKU。

　　2012年的刘伟，也答不上来。刚搬出交大宿舍的他，第一款游戏《FlyMe2TheMoon》销量平平。一起创业的兄弟以1.3万元的价格转让了13%的股权，离开了这个前途未卜的微型工作室。

　　再往前推20年，如果问1992年的郭广昌，他压根没空回答。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社会上掀起“下海经商”的热潮。郭广昌下了决心，辞去稳定的教职，揣着凑来的几万块钱开了家信息咨询公司，每天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发问卷。

　　但在拼多多、米哈游、复星都成了现象级企业的今天，再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会得到很多被亲身印证过的答案：庞大的市场、海量的场景、雄厚的工业实力、丰沛的人才储备、对接全球的快捷通道、讲求契约精神的政府和市场、基本符合宏观一致性的稳定营商环境……

　　这些优势，让上海成为企业最好的“增幅器”。从全局的分工合作来看，上海始终能牢牢占据一个关键纵向环节。

　　因此，民营企业家们有句话：到上海，下更深的海，出更远的海。黄峥、刘伟、郭广昌之外，那些不在上海起家的民企，在它们发展的某个阶段，或早或晚也都要来到上海，做一次“升级版的再创业”。远的有和复星同时期起步的均瑶，在上海发展出五大业务板块，旗下有吉祥航空等4家A股上市公司；近的有美团、阿里等一众曾被认为上海“错过”的互联网企业——这就不用多说了。

　　可以说，民营经济要发展壮大，上海是一个绕不开、不会错的好选择。

　　上海也离不开民营经济。2024年，上海规上民企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增速较全市工业高出3.3个百分点。全市进出口总额民企贡献了33.7%。科创方面，民企在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国家级“小巨人”企业中的占比更是高达80%。

　　外界对上海的印象仍停留在：国企强、外企多，民企似乎没啥存在感。其实，从绝对值看，上海民营经济的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但同深圳、杭州、苏州等比起来，上海因为国企外企比重大，民企的比重还不够大，民企发展或多或少面临“玻璃门”“弹簧门”这样的限制和掣肘。

　　民营经济发展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关联着经济的活力和实力。4月3日，上海召开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并发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回应了近年来民企反映较多、经常遇到的痛点难点、卡点堵点问题。比如民企反映较多的拖欠账款、融资难等情况，大会特别强调，要以问题导向和权益保护为基础，确保落实到位，全面提升企业获得感。

　　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是用“有形的手”干预市场、“偏袒”民企，而是对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这条首要原则的再强调，以此构建一个能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彻底地激发市场活力——这也是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题中之义。

　　在此基础上，上海还因地制宜地做了一些差异化的政策安排。比如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建设新型储能和具身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又如为企业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做好服务。这主要是结合“五个中心”建设总体定位，在加快科技创新、提升开放能级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增幅器”的效能。

　　面向小微企业的政策倾斜，则填补了上海单项成本偏高的短板。帮助这些企业跨过一开始的门槛后，就能更好释放上海综合成本、组合要素的优势。把这些优势发挥充分，我们就不需要过度纠结“谁有没有诞生在上海”之类的问题——一个足够优秀的综合环境，一定会让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近悦远来，也一定能让具有优秀潜质的苗子茁壮成长。

　　很多人说，在外资一定程度上收缩、国企改革深化的当下，民营经济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间窗口。抓紧时间，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有很大机会做强竞争力和影响力。

　　对政府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紧迫的时间窗口。此次26条措施，很多是以往经常提、反复说的，真正要做到严格落实，必须破除转变“看不上民企”“不敢用民企”等错误观念和做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我改革。

　　归根结底，一切改革，都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这是根本前提，也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