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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724首古诗词里,寻觅江豚足迹

来源:中国科学报2025-05-14 09:43

  “豚入息风银月澄,龙出听讲黑云起。”

  昔年,清朝乾隆帝四下江南,泊舟焦山。是夜,明月高悬,江面如练,忽见江豚破浪而出,跃影如弓,划破一江寂静。他当即挥毫写下《游焦山》。

  诗中所述是1765年的长江。200多年后的今天,《游焦山》中的诗句以及当年乾隆帝乘龙舟下江南的情景,登上最新一期《当代生物学》封面。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与复旦大学合作,以文字为舟,驶入古人的诗意记忆,追溯“微笑精灵”——长江江豚的生态变迁。他们通过系统梳理1400年来724首古代诗词,还原了江豚的栖息地变迁,为淡水江豚保护工作提供了历史基线和科学参考。

  且循诗痕觅豚踪

  如果长江有“记忆”,脸上看起来总是挂着微笑的江豚就是跃然其中的灵动音符。

  长江边长大的水生所研究员梅志刚自小就对江豚充满敬意。长辈曾教导他,江豚“通灵”,能预知风雨和鱼群数量。若江豚频繁浮出水面,多半风暴将至,伤害它们会带来厄运。这些口耳相传的古训,蕴含着先辈们对这种自然精灵的信任与敬畏,也让梅志刚在无形中萌生了了解与守护江豚的初心。

  在论文通讯作者梅志刚看来,对保护江豚的研究必须有一条“历史基线”作为对照,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江豚曾经生活在哪里,数量有多少?”

  在追寻“历史基线”的过程中,梅志刚反复强调“基线转移综合征”——在生态保护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代人都以自己所见为“常态”,遗忘了过去的丰饶与完整,最终低估了物种所面临的真实威胁。

  如何寻找这条失落的基线?作为梅志刚的博士生,论文第一作者张瑶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她常看关于鲸类动物的纪录片,深感“有一种悲伤,是看见它们还在,却正在消失”。为此,她锁定江豚为研究对象,希望能“蚍蜉撼树”,为保护江豚出一份力。

  复旦大学教授刘佳佳是团队合作者,也是论文通讯作者。最初,他提议查阅地方志。因为他了解到南京大学教授徐驰、滕漱清团队曾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态学家Jens-Christian Svenning等合作,利用地方志探究2000年来我国陆地动物分布格局变化,而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随后,张瑶瑶便开展地方志查找工作。然而,这一想法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地方志中,江豚的记录寥寥。“它们不上桌,也不上榜。”张瑶瑶说,“一方面,江豚‘不可食’,早在曹操《四时食制》中,就有‘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的记载。另一方面,它们温顺无害,不扰人类,不像猛兽般引人关注。”

  既不美味,也不凶猛,浩如烟海的文字中,难觅豚踪。

  就在搜寻无望几近放弃之际,一次偶然的发现令梅志刚和张瑶瑶喜出望外。他们无意间在县志中搜“豚”字,看到其“艺文志”中包含了大量与长江江豚有关的诗词。此外,关于长江江豚的诗词也有过书籍出版。

  那么,可否跟随一代代文人的笔墨寻觅江豚的足迹?经过精细化思考后,他们决定以此作为突破口,追踪江豚繁衍生息的“历史基线”。

  浮沉诗海辨豚影

  在诗海里寻觅豚影,比想象中更复杂。

  研究团队首先借助中国国家图书馆、籍合网、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等数字化平台,遍查《全唐诗》《全宋词》《明诗综》《全清词》等诗集,以及县志“艺文志”中有关“豚”“豚鱼”“江豚”“江猪”等的记载。

  然而,“豚”并不总是江豚。在古汉语中,“豚”常泛指猪,“河豚”也常常混入其中。例如,苏轼在《元修菜》中写道:“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作为菜肴的“豚”,显然与长江江豚无关。

  为避免误判,他们逐句推敲语境、辨析词语搭配,凡是与猪肉、祭祀、家畜、菜肴相关的,悉数剔除;而那些与江水、舟行、风浪、飞鸟等自然场景一同出现,还伴随“拜风”“追浪”“拍浪”等画面的,才可能是江豚的真实目击记录。

  他们前后检索了5万余篇古诗词,但这只是第一步。

  就算诗词中确指江豚,还需判断诗人是否亲眼所见。古代诗人风格多变,有人写实,有人托物言志,有人则纯粹虚构想象。研究团队必须查阅诗人生平、行踪与写作背景。“我们还会考查诗词所描述地点是否确属长江水系,以及诗人是否经过此地。”张瑶瑶解释说。

  例如,韩愈的《岳阳楼别窦司直》一诗明确写于岳阳,诗中“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就为江豚的出现地提供了有力证据。反之,那些无从考据的作品,则被排除在外。古代的地名也与现代存在差异。团队不仅借助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的记录来校对历朝地名,还邀请水生所的历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张晓良对历史地点进行把关。

  通过将筛选出的诗词逐一标注,提取时间、地点、诗人身份、情境语义等信息,研究团队逐步建立起一个横跨1400年的“长江江豚诗词数据库”,并确定724首提及长江江豚的作品。

  按朝代先后,唐代有5首诗词提及在长江中见到江豚;两宋共38首;元代27首;明代则激增至177首;清代最多,达477首,占总数六成。这一分布并不意味着江豚的数量上升,反而揭示了江豚栖息地的收缩——江豚退出支流湖泊,仅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和两大通江湖泊分布。

  研究者发现,在362首可以确定地理位置的诗词作品中,78%记录江豚出现在长江干流,14%出现在支流,8%出现在湖泊。研究团队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将长江流域划分为1056个“30×30千米”的网格,对诗词中长江江豚出现地点进行地理分布重建,并与现代长江江豚观测数据比对。

  结果显示,早期江豚分布广泛,不仅活跃于长江干流,也常见于巢湖、太湖、鄱阳湖支流水系、洞庭湖支流水系等区域。而从唐至清,江豚栖息地范围经历了缓慢收缩,清代至今则出现快速下降。记录长江江豚的网格数量从唐代的169个,减少到清代的142个,再减至至今的59个,分布范围整体缩减65%。其中,长江干流分布减少33%,支流与湖泊分布减少高达91%。

  “这是一种古老的‘公民科学’。”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水生所研究员王丁说,“这种将文学视为科考数据、文学家视为公民科学家的创新视角,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这项工作也引发国际科学界广泛关注。他们最初的“启蒙者”之一Jens-Christian Svenning直言,该方法“肯定有很大潜力”,可应用于其他物种和世界其他地区。

  文理共济护江豚

  “支流湖泊中江豚数量的断崖式下降,与各种人类活动导致的水系割裂和栖息地破碎化密切相关。”梅志刚说。不过,他表示,如今长江中的“微笑精灵”正在逐步回归。

  据介绍,2022年长江江豚范围调查显示,当前种群数量为1249头,较2017年的1012头有所回升。这也是自1990年开展系统调查以来,江豚数量首次实现稳定增长。

  这一拐点来之不易,其中就有水生所科学家的努力。目前,研究团队已建立并发展了以“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为核心的综合保护技术体系,编制并推动实施国家《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支持建立全国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科学管理体系,促进其自然种群历史性止跌回升。此外,还制定了《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技术规范》,成功构建了160余头保种种群,并突破野化跟踪技术瓶颈,首次实现小型鲸类的首次迁地野化放归。该团队还建立了国内首个长江江豚人工饲养群体,并成功繁育出二代个体,有效降低了物种灭绝风险。

  诗词研究还为这场保护行动增添了另一重维度——不仅提供了可考证的“历史基线”,也唤起人们对江豚的文化共鸣。

  张瑶瑶最喜欢的一句诗,出自清代石焕章的《夜泊湘潭》:“远浦沉渔火,江豚拜客舟。”江面沉静,渔火点点,夜色如墨,忽见江豚破水而出,似是在向漂泊的游子致意。“读诗词,能够感受到诗人当时的心境,非常奇妙。有的描述长江江豚追波逐浪,是真实见闻;有的则是借江豚不惧风浪,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志向。”张瑶瑶说,“对当时的诗人而言,这是一次旅途中的奇景;而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份跨越百年的生态目击证词。”

  这种感受也在团队中持续回响。2017年,水生所组织开展长江豚类科学考察后,每一位成员都写了一首“咏豚诗”并结集出版。这种将科学与文学结合的传统,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文化。

  这项工作也让梅志刚重新思考历史文献的科学价值。“诗词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可以成为严肃的科学工具。”他说,“利用过去了解现在,解读艺术背后的故事,这不仅仅是研究,更像是与古人进行对话。”

  长江东流去,江豚依旧沉浮。对于江豚的保护,梅志刚希望,从古今对话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消解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生态之愁”。(记者 冯丽妃 实习生 宋书扉)

[ 责编:王若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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