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豚入息风银月澄，龙出听讲黑云起。”

　　昔年，清朝乾隆帝四下江南，泊舟焦山。是夜，明月高悬，江面如练，忽见江豚破浪而出，跃影如弓，划破一江寂静。他当即挥毫写下《游焦山》。

　　诗中所述是1765年的长江。200多年后的今天，《游焦山》中的诗句以及当年乾隆帝乘龙舟下江南的情景，登上最新一期《当代生物学》封面。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与复旦大学合作，以文字为舟，驶入古人的诗意记忆，追溯“微笑精灵”——长江江豚的生态变迁。他们通过系统梳理1400年来724首古代诗词，还原了江豚的栖息地变迁，为淡水江豚保护工作提供了历史基线和科学参考。

　　且循诗痕觅豚踪

　　如果长江有“记忆”，脸上看起来总是挂着微笑的江豚就是跃然其中的灵动音符。

　　长江边长大的水生所研究员梅志刚自小就对江豚充满敬意。长辈曾教导他，江豚“通灵”，能预知风雨和鱼群数量。若江豚频繁浮出水面，多半风暴将至，伤害它们会带来厄运。这些口耳相传的古训，蕴含着先辈们对这种自然精灵的信任与敬畏，也让梅志刚在无形中萌生了了解与守护江豚的初心。

　　在论文通讯作者梅志刚看来，对保护江豚的研究必须有一条“历史基线”作为对照，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江豚曾经生活在哪里，数量有多少？”

　　在追寻“历史基线”的过程中，梅志刚反复强调“基线转移综合征”——在生态保护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代人都以自己所见为“常态”，遗忘了过去的丰饶与完整，最终低估了物种所面临的真实威胁。

　　如何寻找这条失落的基线？作为梅志刚的博士生，论文第一作者张瑶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她常看关于鲸类动物的纪录片，深感“有一种悲伤，是看见它们还在，却正在消失”。为此，她锁定江豚为研究对象，希望能“蚍蜉撼树”，为保护江豚出一份力。

　　复旦大学教授刘佳佳是团队合作者，也是论文通讯作者。最初，他提议查阅地方志。因为他了解到南京大学教授徐驰、滕漱清团队曾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态学家Jens-Christian Svenning等合作，利用地方志探究2000年来我国陆地动物分布格局变化，而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随后，张瑶瑶便开展地方志查找工作。然而，这一想法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地方志中，江豚的记录寥寥。“它们不上桌，也不上榜。”张瑶瑶说，“一方面，江豚‘不可食’，早在曹操《四时食制》中，就有‘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的记载。另一方面，它们温顺无害，不扰人类，不像猛兽般引人关注。”

　　既不美味，也不凶猛，浩如烟海的文字中，难觅豚踪。

　　就在搜寻无望几近放弃之际，一次偶然的发现令梅志刚和张瑶瑶喜出望外。他们无意间在县志中搜“豚”字，看到其“艺文志”中包含了大量与长江江豚有关的诗词。此外，关于长江江豚的诗词也有过书籍出版。

　　那么，可否跟随一代代文人的笔墨寻觅江豚的足迹？经过精细化思考后，他们决定以此作为突破口，追踪江豚繁衍生息的“历史基线”。

　　浮沉诗海辨豚影

　　在诗海里寻觅豚影，比想象中更复杂。

　　研究团队首先借助中国国家图书馆、籍合网、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等数字化平台，遍查《全唐诗》《全宋词》《明诗综》《全清词》等诗集，以及县志“艺文志”中有关“豚”“豚鱼”“江豚”“江猪”等的记载。

　　然而，“豚”并不总是江豚。在古汉语中，“豚”常泛指猪，“河豚”也常常混入其中。例如，苏轼在《元修菜》中写道：“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作为菜肴的“豚”，显然与长江江豚无关。

　　为避免误判，他们逐句推敲语境、辨析词语搭配，凡是与猪肉、祭祀、家畜、菜肴相关的，悉数剔除；而那些与江水、舟行、风浪、飞鸟等自然场景一同出现，还伴随“拜风”“追浪”“拍浪”等画面的，才可能是江豚的真实目击记录。

　　他们前后检索了5万余篇古诗词，但这只是第一步。

　　就算诗词中确指江豚，还需判断诗人是否亲眼所见。古代诗人风格多变，有人写实，有人托物言志，有人则纯粹虚构想象。研究团队必须查阅诗人生平、行踪与写作背景。“我们还会考查诗词所描述地点是否确属长江水系，以及诗人是否经过此地。”张瑶瑶解释说。

　　例如，韩愈的《岳阳楼别窦司直》一诗明确写于岳阳，诗中“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就为江豚的出现地提供了有力证据。反之，那些无从考据的作品，则被排除在外。古代的地名也与现代存在差异。团队不仅借助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的记录来校对历朝地名，还邀请水生所的历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张晓良对历史地点进行把关。

　　通过将筛选出的诗词逐一标注，提取时间、地点、诗人身份、情境语义等信息，研究团队逐步建立起一个横跨1400年的“长江江豚诗词数据库”，并确定724首提及长江江豚的作品。

　　按朝代先后，唐代有5首诗词提及在长江中见到江豚；两宋共38首；元代27首；明代则激增至177首；清代最多，达477首，占总数六成。这一分布并不意味着江豚的数量上升，反而揭示了江豚栖息地的收缩——江豚退出支流湖泊，仅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和两大通江湖泊分布。

　　研究者发现，在362首可以确定地理位置的诗词作品中，78%记录江豚出现在长江干流，14%出现在支流，8%出现在湖泊。研究团队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将长江流域划分为1056个“30×30千米”的网格，对诗词中长江江豚出现地点进行地理分布重建，并与现代长江江豚观测数据比对。

　　结果显示，早期江豚分布广泛，不仅活跃于长江干流，也常见于巢湖、太湖、鄱阳湖支流水系、洞庭湖支流水系等区域。而从唐至清，江豚栖息地范围经历了缓慢收缩，清代至今则出现快速下降。记录长江江豚的网格数量从唐代的169个，减少到清代的142个，再减至至今的59个，分布范围整体缩减65%。其中，长江干流分布减少33%，支流与湖泊分布减少高达91%。

　　“这是一种古老的‘公民科学’。”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水生所研究员王丁说，“这种将文学视为科考数据、文学家视为公民科学家的创新视角，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这项工作也引发国际科学界广泛关注。他们最初的“启蒙者”之一Jens-Christian Svenning直言，该方法“肯定有很大潜力”，可应用于其他物种和世界其他地区。

　　文理共济护江豚

　　“支流湖泊中江豚数量的断崖式下降，与各种人类活动导致的水系割裂和栖息地破碎化密切相关。”梅志刚说。不过，他表示，如今长江中的“微笑精灵”正在逐步回归。

　　据介绍，2022年长江江豚范围调查显示，当前种群数量为1249头，较2017年的1012头有所回升。这也是自1990年开展系统调查以来，江豚数量首次实现稳定增长。

　　这一拐点来之不易，其中就有水生所科学家的努力。目前，研究团队已建立并发展了以“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为核心的综合保护技术体系，编制并推动实施国家《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支持建立全国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科学管理体系，促进其自然种群历史性止跌回升。此外，还制定了《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技术规范》，成功构建了160余头保种种群，并突破野化跟踪技术瓶颈，首次实现小型鲸类的首次迁地野化放归。该团队还建立了国内首个长江江豚人工饲养群体，并成功繁育出二代个体，有效降低了物种灭绝风险。

　　诗词研究还为这场保护行动增添了另一重维度——不仅提供了可考证的“历史基线”，也唤起人们对江豚的文化共鸣。

　　张瑶瑶最喜欢的一句诗，出自清代石焕章的《夜泊湘潭》：“远浦沉渔火，江豚拜客舟。”江面沉静，渔火点点，夜色如墨，忽见江豚破水而出，似是在向漂泊的游子致意。“读诗词，能够感受到诗人当时的心境，非常奇妙。有的描述长江江豚追波逐浪，是真实见闻；有的则是借江豚不惧风浪，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志向。”张瑶瑶说，“对当时的诗人而言，这是一次旅途中的奇景；而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份跨越百年的生态目击证词。”

　　这种感受也在团队中持续回响。2017年，水生所组织开展长江豚类科学考察后，每一位成员都写了一首“咏豚诗”并结集出版。这种将科学与文学结合的传统，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文化。

　　这项工作也让梅志刚重新思考历史文献的科学价值。“诗词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可以成为严肃的科学工具。”他说，“利用过去了解现在，解读艺术背后的故事，这不仅仅是研究，更像是与古人进行对话。”

　　长江东流去，江豚依旧沉浮。对于江豚的保护，梅志刚希望，从古今对话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消解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生态之愁”。（记者 冯丽妃 实习生 宋书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