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媒体的核心变革动力，源于技术的迭代升级。理解媒体中的科学，需要理解媒体科学，更需要理解媒体。作为“媒体中的科学”的一种呈现形式，科普的传播形态、实践逻辑与价值实现，始终被具体的媒体技术所塑造、所驱动。不同的媒体技术，决定了科普“如何传播”“传播什么”“谁来传播”，只有聚焦各类媒体技术的特性，剖析其对科普的具体赋能与潜在挑战，才能真正读懂媒体中的科学，把握科普发展的核心规律。而如果脱离对媒体技术的具象理解，媒体科学便会沦为空谈，对科普变迁的认知也会流于表面。

  从印刷技术支撑的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技术驱动的新媒体，再到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赋能的智能媒体，每一次媒体技术的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科普的传播逻辑。虽然科普的目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迁，但媒体技术的迭代，让“谁来做科普”“用什么做科普”“科普给谁看”“如何评价效果”等问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支撑科普传播的核心技术是印刷技术、广播传输技术与电视转播技术，这三类技术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当时科普的传播形态与实践逻辑，也是理解这一时期科普的关键。

  印刷技术（报纸、期刊）实现了科普内容的标准化排版与规模化发行，让科普知识得以突破口头传播的时空局限，形成可留存、可扩散的文本载体；广播传输技术通过无线电信号传递声音，实现了科普内容的即时传播，打破了地域对科普的部分限制；电视转播技术则结合图像与声音，实现了科普内容的可视化呈现，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更直观、更易理解。

  这三类技术的共性特征是“中心化分发”——技术设备的高成本、传输渠道的垄断性，让媒体机构成为唯一掌握技术使用权的主体，进而垄断了科普的传播话语权。印刷技术需要专业的排版、印刷设备与发行渠道，广播、电视则需要发射塔、转播设备等巨额投入，普通公众根本无法具备使用这些技术开展科普的条件，这直接导致科普主体高度集中于科研院所、专业科普机构、主流媒体与知名科学家，普通公众只能作为被动的接收者，难以实现即时的互动。

  同时，这些传统媒体技术也决定了科普的内容形态与触达范围：印刷技术适配的是文字、图片类科普内容，呈现形式标准化，内容则掌握在把控媒体这种渠道的人员手中，依托报纸、期刊的发行范围实现传播，但受限于发行成本，偏远地区的覆盖能力有限；广播技术适配的是音频类科普节目，可伴随日常场景收听，但声音的瞬时性导致科普知识难以留存，受众错过播出时段便无法获取；电视技术适配的是视频、纪录片类科普内容，可视化呈现提升了科普的趣味性与易懂性，触达范围更广，但受限于收视时段与设备普及率，科普的可及性仍有明显局限。

  总体而言，传统媒体技术实现了科学内容的规模化传递，让科普从小众学术圈走向大众视野，完成了大众科学认知的基础启蒙。但这类技术的中心化、高门槛、瞬时性特性，也让科普陷入“单向灌输”的困境，互动性不足、触达不均、知识留存难，成为当时科普发展的主要瓶颈——而这一切，都是传统媒体技术的固有特性所决定的。

  互联网技术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媒体技术的垄断与局限，以网络传输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社交媒体技术、短视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技术，成为驱动科普变革的重要力量，也重构了科普的传播逻辑。

  这些技术的共性特征是“去中心化、低门槛、即时性、互动性”，降低了媒体技术的使用门槛，让普通公众也能借助技术开展科普创作与传播，进而有可能改变科普的发展格局。

  网络传输技术（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实现了信息的高速、无界传递，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限制，让科普内容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全球触达，彻底解决了传统科普触达不均的问题；移动终端技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让科普设备走向轻量化、便携化，受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科普内容，打破了收视时段、发行范围的局限，科普的可及性实现了质的提升。

  社交媒体技术（社交平台、评论互动功能）则实现了科普的双向互动，评论区、弹幕、转发、点赞等功能，让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科普创作者可以实时获取受众反馈，调整内容方向；受众可以提问、质疑、分享，深化对科普知识的理解，甚至参与科普创作，这是传统媒体技术无法实现的核心突破。

  短视频技术、直播技术的兴起，进一步适配了受众的阅读习惯，让科普内容走向轻量化、场景化。短视频技术的碎片化呈现（1-5分钟），适配了现代受众的碎片化时间，将抽象的科学知识拆解为简单易懂的短视频，降低了科普的理解门槛；直播技术的实时性、沉浸式，让科普可以实现“场景化呈现”，比如实验室直播、科学家实时答疑，让受众近距离接触科学研究，提升了科普的趣味性与权威性。

  新媒体技术的低门槛特性，对科普实现了赋能，普通公众无需专业设备、无需垄断渠道，只需借助智能手机与网络，就能拍摄科普短视频、发布科普图文、开展科普直播，科普主体也从专业机构扩展为科学家个人、科技自媒体、普通科学爱好者等多元群体，真正实现了科普的全民参与。

  但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的特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传输的即时性、低门槛，导致科普内容缺乏严格的审核机制，伪科普、科学谣言借助网络快速传播，稀释了科普的权威性；短视频技术的碎片化特性，让科普内容趋于浅层化，多数内容只聚焦知识点的快速传递，忽略了科学思维、研究方法的讲解，导致受众只能记住零散的知识点，难以形成系统的科学认知；社交媒体技术的算法推荐雏形，让受众陷入“兴趣圈层”，只接触自己感兴趣的科普内容，形成信息茧房，割裂了科普的全民普及目标。

  当前，媒体技术进入智能迭代阶段，以算法推荐技术、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虚拟数字人技术、元宇宙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媒体技术，正进一步重构科普的全链路，对科普的影响更深远、更全面，也让科普进入“精准化、智能化、沉浸式”的新阶段。

  这类技术具有“智能化、个性化、沉浸式”的特征，实现了“信息找人”的精准匹配，以及人机协同的科普创作，进一步放大了科普的价值，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受众的年龄、学历、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精准推送适配受众需求的科普内容。这解决了传统科普“无差别输出”、新媒体科普“信息过载”的问题，让科普内容能够精准触达目标受众。

  AIGC技术则赋能科普内容生产，大幅降低了科普创作的门槛与成本。通过AI技术，可以快速生成科普图文、视频脚本、配音，甚至制作虚拟数字人科普主播——虚拟数字人技术结合AIGC，能够打造形象生动、专业严谨的科普主播，实现24小时不间断科普，提升了科普的传播效率；同时，AIGC技术还能将复杂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图文、动画，降低了科普的理解门槛，让抽象的科学知识更易被大众接受。

  元宇宙技术则打造了沉浸式科普场景，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让受众“走进”科学场景——比如通过VR技术参观虚拟实验室、探索太空、穿越人体等，让科普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体验”，大幅提升了科普的趣味性与沉浸式体验，也让受众能够更直观、更深刻地理解科学知识。这种沉浸式科普，打破了现实条件的局限，让一些难以实地观察的科学场景（如深海探测、火山喷发）得以呈现，极大地丰富了科普的内容形态。

  但智能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科普带来了新的挑战。算法推荐技术的“流量至上”逻辑，容易导致平台过度推荐“吸睛但浅层”的科普内容，引导创作者为了迎合流量，刻意制作浅层化、娱乐化的科普内容，弱化科学思维的培育，出现“算法绑架科普创作”的现象；AIGC技术的广泛应用，容易导致科普内容同质化，缺乏原创性，同时AI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若缺乏严格的人工审核，极易导致错误知识的广泛传播，此外，AIGC科普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也尚未形成明确的规范；元宇宙、虚拟数字人等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数字设备与数字素养，老年群体、偏远地区低数字素养群体难以享受智能科普的便利，加剧了数字鸿沟，影响了科普全民普及目标的实现；同时，沉浸式体验也可能让受众过度关注趣味，忽略对科学知识与科学思维的深度理解，让科普沦为单纯的娱乐，偏离核心价值。

  从传统媒体技术到新媒体技术，再到智能媒体技术，每一种技术的特性，都直接影响着科普的传播形态、实践逻辑与发展格局。随着媒体技术的迭代，科普的传播逻辑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技术的突破，解决了科普发展的原有瓶颈，提升了科普的可及性、趣味性与传播效率；但同时，技术的固有特性，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影响科普的科学性与核心价值。

  理解媒体的核心，就是理解驱动媒体变革的技术。科普的发展，始终是适配媒体技术、借助媒体技术、驾驭媒体技术的过程：传统媒体技术实现了科普的规模化传递，新媒体技术实现了科普的全民参与，智能媒体技术实现了科普的精准化、沉浸式发展。

  科普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驾驭好与之相适配的媒体技术。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