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在社交媒体快速迭代的背景下，科普的内容和形式愈加丰富多元，公众的科普需求得到了相应的满足，但同时，也需要警惕科普领域的“异化”现象。不少科普强调的是“科学的产品”，却很少谈及科学方法和探索过程，更遑论对科学真理的深度追寻。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曾提到，“新闻媒体的惯例是只强调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而商家利用媒体进行的广告宣传，其目的也只是兜售科学的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想介绍科学的背景知识（也就是用对科学产品和成果的强调来代替对相关知识的普及）。”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导致的结果便是，人们接收到的是日益增多的空洞事实，哪怕这些事实是科学家发现的，并披上了科学权威的外衣，但仍旧是空洞的。

　　这种脱离过程、割裂关联的科普，非但无法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反而会催生“根本性无知”，与科普的初衷背道而驰。正如卡尔·萨根所言，“如果我们只向广大公众讲解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结果具有多么大的使用价值，甚至多么鼓舞人心——而不向公众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普通人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毕竟，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

　　科普旨在培育公众的科学思维，而非简单传递知识碎片。但当前一些科普实践，往往在传播链条中逐渐缺失了这一目标。从知识生产到接收的全流程中，如果不尽力避免空洞化、碎片化的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将科普异化为一场“空洞事实的搬运运动”，虽然有人认为，科普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是“说书人”，但这并非意味着科普人员只是单纯的知识搬运工，更应该成为公众科学认知的引领者，科学方法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在具体的科普实践中，不乏有人误将科学等同于静态的现成结论，又错把科普简化为结论的单向灌输而非科学思维的培育。这实际上是误读了“科学为何”与“科普何为”，既忽视了科学的过程性与开放性，也割裂了科普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联，进而催生了一系列问题，使得某些科普陷入低效甚至无效的困境。

　　虽然绝大多数科普都是基于已经达成共识的科研成果，但是即便对于这些成果的科普，也不能单纯地陈述“科学产品”，而是需要讲述产品背后的故事，不能剥离科学的过程与逻辑；而如果科普不到位，最终将导致人们采用迷信的方式来接受科学的产品和成果，而且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各种东西只跟科学的结果有关。当然，从新修订的《科普法》有关条款来看，新技术、新知识的科普也需要提上日程，包括“正在形成中的科学”。

　　科学的本质是一套“提出问题—设计验证—修正结论”的动态探索方法，而非一堆静止的、绝对正确的结论。但在不少科普实践中，有些传播者往往只聚焦科学家发现的“最终产品”，却忽视或者回避了结论产生的实验过程、论证方法及争议性讨论。更有甚者，将复杂的科学结论进行“脱水处理”，剥离所有限定条件，将“研究显示，大量食用加工或未加工的红肉可能增加某些癌症风险”简化为“红肉致癌”的绝对结论，导致公众陷入不必要的焦虑。这种传播方式，让本应充满探索精神的科学沦为“权威背书的教条”，结果会导致公众失去对科学探索过程的认知，只能被动接收并记忆这些孤立的结论。

　　同时碎片信息的无序传播，会导致知识无法形成有效关联。在短视频、社交平台等传播载体的主导下，“短平快”和精准化成为科普的主流追求。为了吸引流量、提升传播效率，有效触达目标用户，科普内容被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信息碎片”——今天刷到“黑洞的形成原理”，明天看到“益生菌的功效”，后天又了解“温室效应的危害”。这些内容看似覆盖广泛，话题多元，实则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缺乏统一的逻辑主线串联。“在普通公众当中流传的一些信息内容是支离破碎的，互不相干的，而且绝大部分是从一些媒体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中获得的”。公众在这种无序的信息接收中，看似“知道了很多”，实则无法建立不同知识间的关联，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框架。就像一堆散落的拼图碎片，没有核心框架的支撑，永远无法构成完整的图景，最终只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认知层面。

　　用科学结论的反复重复替代背景陈述，固化了公众的“根本性无知”。不少科普内容陷入“重复即有效”的误区，将单一信念或结论反复传播，却从不为其搭建合乎逻辑的知识背景，也不引导公众理解其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定位。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多吃蔬菜有益健康”，却不解释蔬菜中膳食纤维、维生素的作用机制、不同蔬菜的营养差异，以及蔬菜摄入与人体代谢、免疫力提升的关联，就会使其成为“没有背景知识的重复指令”，进而成为公众“根本性无知的基础”。因为这只是让公众停留在“记忆事实”的浅层层面，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形成“看似知情，实则无知”的认知状态——既无法理解知识的本质，也无法应对复杂的实际问题。

　　破解当前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重构对“知识”的认知：真正的知识绝非“储存于大脑中的信息”，而是能够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有些科普之所以陷入空洞化困境，核心就在于混淆了“知晓”与“掌握”的界限，忽视了知识的应用价值。

　　这就需要在科普的过程中，必须打破“知道即知识”的错误认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晓”某一事实变得异常容易，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检索到各类科学结论。但知晓并不等于掌握，更不等于拥有了真正的知识。因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你知道了它，而是能运用它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解决实际问题。”从认知本质来看，人类对知识的掌握需要经历“知晓—理解—应用”三个层层递进的层级。“知晓”只是最基础的第一步，只有通过理解建立知识间的关联，再通过应用将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因为知识的终极意义在于指导实践，脱离实践的知识则难有持久的生命力。

　　而要摆脱“空洞事实搬运”的困境，关键在于让科普回归“传播科学方法、培育科学思维”的本质。这需要科普创作者、传播媒介和公众形成合力，构建“过程传递—逻辑关联—实践应用”的完整科普链条。

　　对科普创作者而言，需从“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方法引导者”。摒弃“重结论、轻过程”的创作惯性，在传递科学结论的同时，同步呈现结论产生的研究过程、论证方法及逻辑推导链条。更重要的是，在与外行人士沟通时，还需主动传播“科学是如何运作的”这一核心认知——科学并非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是一个持续产生证据的动态过程，这些证据可能随时间推移而补充、修正，即便是当前得到最佳支持的理论，也可能因新证据的出现而调整。因此，科普创作者有责任帮助外行人士理解科学的运作逻辑，厘清科学或当前证据的哪些特征使其具备可靠性（尽管并非绝对正确）。同时，要结合生活场景设计内容，搭建“事实—背景—应用”的知识闭环。

　　对传播媒介而言，需摒弃“短平快”的流量执念，搭建深度科普的展示平台。短视频、社交平台等媒介应平衡传播效率与内容深度，为科普内容提供足够的逻辑阐释空间，避免为了流量而过度切割、简化内容。比如“院士天团”在B站等平台的科普实践表明，可以通过系列化、专题化的内容布局，将碎片化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科普形式，通过纪录片、互动实验、专题专栏等多种形式，展现科学探索的完整性与趣味性。比如，通过纪录片跟踪科研项目的全过程，让公众直观感受科学研究的艰辛与魅力；通过互动实验让公众参与科学验证，在实践中理解科学原理，培养科学思维。

　　对公众而言，则要建立“主动探究”的意识，拒绝被动接收信息。摆脱“等待投喂”的认知惯性，从“接受结论”转向“追问过程”，主动探寻事实背后的科学逻辑。当看到某一科学结论时，多问一句“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有哪些实验数据支持？”“适用范围是什么？”。同时，要主动将所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结合，完成“知晓—应用”的转化。比如，运用所学的营养知识规划家庭饮食，运用概率知识辨别信息真伪。只有主动参与到知识的构建与应用过程中，才能真正摆脱“根本性无知”，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

　　如果科普只注重“科学产品”的传递，却忽视了“科学方法”的普及，只追求“知晓”的广度，却无视“应用”的深度，那么培育公众的科学思维就有待于进一步落地。 如果“单独的信念被不断重复，但从不为之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知识背景，或者将其作为这样的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理解”，那么这与“真正的知识是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