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凌霄

    “获得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我其实很有压力。在我看来，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在国家重大历史关头铁肩担道义，那才是真正的‘最美’。”

　　近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马思伟获得2026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由北京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等部门遴选产生。在马思伟看来，这份荣誉让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与欣慰，但同时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与重担。

　　从20世纪90年代末跟随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踏入音频视频编码技术与标准（AVS标准）领域至今，马思伟深耕视频编码技术20余年，主导制定三代AVS标准，见证了中国视频编码标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支撑我国开创了超高清视频产业领先国际的新局面。

　　而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份荣誉，在他眼中正是对整个团队多年以来的肯定。

　　马思伟。受访者供图，下同。

　　从“跟跑”到“领跑”

　　1999年，马思伟考研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师从高文研究员，开始接触视频编码领域。

　　那时，同学们围在DVD前看片子的情景，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小小的播放器背后，藏着中国产业被“卡脖子”的痛。

　　1996年，高文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而DVD的国际标准，早在两年前就已制定完毕。“国际已经制定好游戏规则，我们才赶上。”马思伟痛心地说。

　　此后几年，中国DVD产业因未缴纳专利费遭到国际打压，教训惨痛。当时，一台DVD售价仅约200元人民币，而每台需缴纳的专利费却高达25美元，这给产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这种“迟到”的痛，激发了一代中国科学家的斗志。2002年，在高文的带领下，中国开始组织制定自主的AVS视频编码标准。当时还是研究生的马思伟，从此踏上了长达20多年的攻关之路。

　　历时4年艰苦攻关，马思伟和团队开展了编码技术核心实验、算法性能优化等工作，对数百项技术提案深入分析，最终构建了包含30多项原创技术的AVS核心专利池。2006年，第一代AVS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填补了国内技术标准空白，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16年，马思伟作为AVS视频组联合组长，组织制定了面向4K超高清广播的第二代AVS2标准。仅仅3年后，他带领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抢占先机，领先国际发布了面向8K超高清应用的第三代AVS3标准。

　　当观众沉浸于冬奥会8K超高清直播的震撼画面时，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技术背后凝聚着多少心血。彼时，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在评价该技术时，盛赞它“为未来奥运转播建立了新标准”。这一刻，中国技术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真正实现了为国争光。

　　多年来，在超高清视频高效编解码技术、芯片设计与应用系统方面，马思伟和团队取得了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过千亿元，支撑我国开创了超高清视频产业领先国际的新局面。

　　从2002年启动第一代标准，到真正形成较大影响力，用了整整10年。目前，AVS标准已成为IEEE认可的数字音频/视频压缩和传输的国际标准系列。

　　“4K标准花了接近6年，AVS38K标准花了3年。这一标准更新越来越快，体现的是技术的积累，更是人才的积累。”马思伟说。

　　高文教授（前排中）团队，第二排右一为25岁的马思伟。

　　标准背后的国际竞争

　　标准之争，归根结底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专利、生态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马思伟忘不了国际竞争的紧迫感。2005年，他赴美国开展博士后研究，彼时，当地数字电视网络已较为普及，录播等功能走入寻常百姓家。相比之下，我国直到2009年前后，才开始大规模推广相关应用。不过在技术研究层面，当时中美差距并不大，国内也很快实现了追赶。

　　“三流企业做产品，一流企业定标准。”马思伟说道。过去国内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意识薄弱，此后才逐步加以重视。每一项标准背后，都依托着完整的产业生态。以视频编解码为例，其贯穿芯片、终端、系统等全产业链条。标准是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必须将核心技术转化为标准必要专利。

　　制定标准，远非外界所想的光鲜轻松，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更是对身心耐力的极大考验。

　　“标准会议和普通学术会议截然不同。赶上竞争激烈的时候，会议常常连开10天，有时要从当日上午9点持续到次日凌晨6点。”马思伟笑着回忆，“大家回去洗漱一下，第二天上午9点继续开会，比拼的就是毅力，看谁熬得住。”

　　长久以来，关于AVS国家标准是否制定、如何制定，业内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不必投入人力、物力研发本土标准，直接沿用国际标准即可；也有人主张全面对接、兼容国际标准。

　　不过，在马思伟看来，打造一套完全自主可控的标准体系至关重要。“只有确保技术体系的安全与可控性，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他说。

　　马思伟授课。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马思伟的治学理念与科研风格，深受导师高文院士的熏陶。

　　“高老师常常对学生说，做人、做事、做学问，贵在坚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马思伟说，导师高文曾用生动的比喻划分研究的不同境界：“鞭炮型”研究声势浩大却毫无实质价值，当下不少水文论文便属此类；“手枪型”研究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具备一定实际作用；“大炮型”研究覆盖面广、影响力突出；而最高层次的“原子弹级”研究，才是真正顶尖的学术成果。

　　马思伟时常以此告诫学生，不能止步于浮于表面的浅层研究，要沉下心深耕重难点课题。在他的指引下，学生先后4次斩获国际最佳论文/最佳学生论文奖，2次拿下国际挑战赛冠军。他始终坚信：一项研究坚持一年、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其深度与行业影响力自会稳步提升。

　　作为研究生班主任，马思伟常常教育学生：“成才之前，首先应该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引导学生将科研方向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将研究课题与实际生活、企业需求对接。

　　马思伟记得，他硕博连读时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着贯穿学术追求与科研实践的终极传承——“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从“两弹一星”时期为国家急需而生，到如今面对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这一精神更需接续传承。

　　对学生来说，马思伟既是大家科研工作上的楷模，也是大家生活中的贴心“指路人”。2021年，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师生率先入驻昌平新校区，作为学生班主任，他走访昌平校区学生宿舍，和学生深入交谈，并关切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情况。

　　面对当下计算机行业资本热度高涨的现状，马思伟有着清醒的认知：“资本市场热度再高，投身为国效力的事业，其价值也无法用金钱衡量。越是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事业便越有分量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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