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笔·决胜关键攻坚期】

　　作者：赵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源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表面上看，产业竞争是产品、市场、成本、供应链和商业模式的竞争，深层看则是基础理论、关键材料、核心工艺、算法体系和平台能力的竞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我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推进产业升级的巨大优势。过去一个时期，我国依靠这些优势，在诸多领域实现快速赶超，形成了工程化、产业化和规模化优势。但随着产业竞争进入深水区，原本技术路线下比拼速度、成本、规模和配套能力的竞争，正在转向新原理、新材料、新工艺、新算法和新平台的底层竞争。例如，真正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竞争力的是电池材料、电化学体系、功率半导体和自动驾驶算法；人工智能的长期能力取决于数学理论、算法架构、芯片体系、数据治理和基础软件生态；集成电路则依靠材料、设备、工艺、设计软件、计量检测和制造体系共同支撑的系统竞争。

　　一些具体环节更能说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例如，动力电池中的隔膜、固态电解质、硅碳负极等，看似只是材料细节，实际上关系能量密度、安全边界和循环寿命；光刻胶看似只是芯片制造中的一种化学材料，实则其背后涉及高分子化学、光化学反应、纳米级缺陷控制、极紫外曝光适配和长期可靠性评价……产业前沿的真正门槛，越来越不在表层应用，而在底层知识和基础能力。没有基础研究的深厚支撑，产业创新很容易停留在应用组合、工程优化和规模扩张层面。一旦进入高端环节，就会遭遇难以绕开的瓶颈。

　　一个常见误解是，基础研究离市场较远，产业竞争越激烈，越应把资源集中到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上。事实上，基础研究并非远离产业，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决定产业未来。量子信息产业离不开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离不开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生物制造离不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新能源和新材料离不开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许多重大产业变革，并不是从现有市场需求的简单延伸中自然生成，而是诞生于基础科学的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基础研究越扎实，产业创新的选择空间才会越大。

　　近年来，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各方面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但产业链短板往往是创新链弱项的外在表现，如果只在产业链末端补短板，而不在创新链源头强能力，就容易陷入被动补缺的窠臼。有了基础研究支撑，补短板才可能转化为路线性创新。产业越往前沿走，越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之间形成循环反馈，让产业需求提出科学问题，让工程瓶颈暴露理论不足，让应用场景提供验证条件，让基础突破重塑产业边界。

　　推进这种源流贯通，关键是要把协同前移到问题形成阶段。所谓问题形成阶段，就是在技术路线尚未确定、关键指标尚未稳定、产业痛点尚未被准确解释时，就让科学家、工程师、企业研发人员和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共同进入现场，判断问题到底属于工程优化、工艺放大、材料机理、基础算法，还是测量评价体系不足。以先进电池为例，循环寿命下降不能只归因于工艺不成熟，还要追问界面副反应、材料结构衰减、热失控机理和评价标准是否清楚。真正有效的协同，就是把“企业说不清、科研接不住、市场等不起”的模糊痛点，转化为可研究、可验证、可迭代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这样的协同不能只靠一般性的产学研协议，它需要稳定的共同出题机制、风险共担机制和中间验证平台。企业应提供真实场景、连续数据、极限工况和工程约束；高校和科研机构应从中提炼基础规律和关键变量；新型研发机构、概念验证中心、龙头企业联合平台则承担原理验证、样机试制、工艺放大、测试评价和标准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某些高校院所更看重论文、项目和奖项，企业提出的真实问题并不容易进入其科研评价体系；一些企业只希望拿到成熟成果，却不愿共担早期探索风险。此外，校企合作还常卡在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和长期投入机制上。如何解决这些堵点和痛点？上海交通大学给出的答案是试点培养技术转移硕士，其目的不仅是培养“会转化”的专业人员，更在于培育能够理解科学语言、工程语言、产业语言和资本语言的连接型人才，推动协同从成果末端前移到问题源头。

　　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未来，始终根植于基础研究的突破。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既要继续发挥工程化、产业化、市场化优势，更要把基础理论、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算法和基础平台作为产业创新的坚实底座，把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源头优势，把应用场景优势转化为原创突破优势，把市场竞争优势转化为未来发展主动权。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