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双减”之下 教育还要迎接哪些挑战

　　9月1日，北京家长方圆兴奋地发了一条朋友圈：“新学期，新气象！‘双减’后的北京小学生可以8：10到校，比之前推后了约半个小时。不要小看这半个小时，它让家长和孩子们早上更加从容，体验感极佳！小变化折射出美好的生活，社会的进步就是在这一点一点的体验中感受到的。”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同时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开学前一天，方圆所在的北京给全市的中小学生制定了一张新的作息时间表，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

　　“双减”下的首个新学期，不仅是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给中小学生及家长送上了一份开学“大礼”：孩子早上上学的时间推迟了，可以多睡一会儿了；下午放学的时间也错后了，家长们不用再“翘班”接孩子了；孩子们不用再做那些机械性重复性的作业，晚上不用熬夜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周末不用再坐在培训班里加入“内卷”的大流……

　　今年的新学年确实与往年不太一样。

　　不过，“双减”政策并不是简单的调整学校作息时间，甚至也不仅仅是给学生减负，其目标是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而最终目的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双减”政策是关系到教育方方面面的复杂工程，而当前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多年积累而成的，显然，要想达到“双减”政策的最终目标，教育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路狂奔的校外培训能否真正“熄火”？

　　这些年来，校外培训已经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的重要来源。

　　“我们每五年都会做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发展的研究，结果发现，孩子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2005年填答问卷的少年儿童基本都是‘90后’，2015年填答问卷少年儿童就是‘00后’了，“结果显示，‘00后’周末课外补习的时间是‘90后’的3倍，2005年时孩子们周末补课时间是0.7小时，到了2015年时就变成2.1小时了。”

　　成倍增长的学习时间背后是成倍增长的培训市场规模。

　　2018年年底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截至发布会召开之前，全国共摸排40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其中存在问题的机构有27.3万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教育部官方数据发现，当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总数为21.38万所。也就是说，全国培训机构总量已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量的2倍。

　　校外培训快速扩张的背后是资本的“狂舞”。

　　“2013年我曾对那些培训机构创办人说，‘如果你们仅仅依靠提高分数是很危险的，是没有未来的’，那些人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依靠提升分数，就没有现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资本更看重的是眼前。

　　资本裹挟着校外培训机构、机构裹挟着无数孩子和家长，与教育本质渐行渐远，这成了义务教育之痛。

　　因此，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是本次“双减”的重中之重。

　　中央的“双减”政策提出要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而各地方版的“双减”政策则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部署，以上海市为例，要求从严审批培训机构、严格机构投融资、严格限定培训时间、强化培训内容管理、严格机构收费管理、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完善培训机构监管，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并统一登记为双重管理的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对已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按照标准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不过，一味地“收紧”并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现在只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的影响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储朝晖说。

　　在专家看来之所以要“有待观察”是要看校外培训存在的根源是否还在，“培训乱象的根源是考试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和学校间依然存在着不均衡。”储朝晖说。

　　这几年我国一直在对考试和评价进行着改革。

　　几天前，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提出，要准确把握考试功能、大幅压减考试次数、规范考试命题管理、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完善学习过程评价、加强学业质量监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等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功能，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超课标超教学进度命题。

　　不过，专家们认为改革的力度还不够。

　　“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教育评价已经在改革了，其实我们改的只是考试。”储朝晖说，教育评价改革应该包括考试改革、招生改革和考试招生管理体制改革三个层面。但是，多年来改革一直停留在考试层面上，对其他两个层面没有过多的涉及。

　　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靠刷题迅速提高分数的校外培训就有了市场。如果单一的评价标准还在，就意味着唯分数论的“土壤”还在，那么，就意味着让一路狂奔的校外培训彻底“熄火”依然是个挑战。

　　校内教育能否从此有了底气？

　　治理了校外，那么校内呢？

　　首要的，也是“减”。

　　中央“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各地在中央“双减”政策上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措施。上海提出严禁对小学一至三年级进行全学区、全区范围的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包括学业质量监测）；严禁对四至八年级进行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各区若要进行学业质量监测，每学年不超过1次，且只能随机抽样监测，随机抽取的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的30%。

　　浙江省提出以“五项管理”（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体质、读物管理——记者注）为抓手，推进以“减作业、增睡眠，减补习、增运动，减刷题、增实践”为重点的减负行动。

　　北京市则提出，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学校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

　　7月份，教育部提出要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对家长接孩子还有困难的学生，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在新学期开始了“升级版”的课后服务。

　　学生的作业少了、考试少了、学生都回到校园了，那么之后呢？

　　“减”并不是“双减”政策的根本之意，正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所说，“我们不仅要‘治乱、减负、防风险’，更要‘改革、转型、促提升’。”

　　当学生都回归到校园，对学校教育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位中学团委老师这样描述“双减”政策出台之前的情景：“我最怕组织放学后的活动，一场篮球赛一会儿被家长接走一个、一会儿被家长接走一个，都是上课外班的。”

　　不过学生和家长的理由也很充分。

　　“这几年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听懂过物理课，老师就按照自己的节奏讲，没听明白也找不到老师。课外班不一样，自己有做得不对的题，老师比我还着急，总是抓住我让我改错。”北京一名初中生王峰说。

　　对学校教学来说还要迎接更多更大的挑战。

　　“如果学校教学质量不好，在新的需求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培训依然有可能死灰复燃。”储朝晖说。

　　因此，提质增效，从根本上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确保学生在校内学会、学足、学好才是把学生留住的底气，才能真正发挥学校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而增加这种底气的关键，“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是否能达到优质均衡，教学质量、效能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储朝晖说。

　　“双减”政策出台后，为了教育资源更加优质均衡各地纷纷进行了尝试。

　　李奕介绍，从新学期开始北京市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凡是距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进行交流轮岗；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公立学校在编教师，原则上均应进行交流轮岗。

　　北京市汇文中学的李宝萍是一名资深的英语骨干教师，去年开始到集团内到垂杨柳校区轮岗，负责初中、高中英语组的教学指导工作。她不仅要听课、评课，还让身边的老师们到自己的课堂听课，提供示范。通过一年的努力，分校学生的英语成绩又了显著的提高。

　　事实证明，当轮岗常态化、制度化之后，确实能成为均衡校际差距的有效措施。

　　不过，有专家指出，轮岗真正做到常态化、制度化依然存在很大的挑战，其最大的挑战就是各地依然存在的“强校”“弱校”“优质校”“普通校”的差别。“现在学校还能分出三六九等，只要这种等级存在教师轮岗就会遇到阻力，而且学校之间的差距越大阻力就会越大。”储朝晖说。

　　“鸡娃”的家长能否彻底“偃旗息鼓”

　　校外培训机构得到了治理、学生的校内负担减轻了，那么“鸡娃”的家长是否就可以“躺平”了？

　　“之前孩子班上基本90%都在补课，我们当然也补，如果不补就会落后。”广东省东莞市的李女士说，她的孩子现在上初一。暑假的时候，她给孩子报了线上的数学班，“双减”政策出台后，李女士说要“等等看”，“如果大家都不能补的话也好，孩子学习压力的确很大。”

　　不少家长跟李女士相同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一方面庆幸国家终于出台政策治理让孩子越来越累的校外培训，另一方面也在隐隐的担心仅靠学校否能让自己的孩子在跟别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过也有些家长态度比较“激进”。

　　北京的家长陈冉有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从孩子很小起陈冉就让他在一家著名英语培训机构学习，“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她便在家长群里发了这样的文字：“终于不用上培训班了，孩子可以有快乐童年了。”没想到，很快有家长回复：“小明上了普高，小红上了职高，他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吗？别傻了，只要高考还在，人家的孩子能上清华、北大，你家孩子不能？”

　　这样的言论一出，群里原本轻松的气氛立刻没有了，一些家长们开始商量着如何“攒班”。

　　这就是传说中的剧场效应。在剧场看电影，前排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能不站起来吗？结果是，大家都站起来了，谁都不敢再坐下。

　　家长的观念亟须转变，要站在孩子终身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待教育，而不是只把目光关注到一个知识点、一次考试上。

　　中央的“双减”政策也提出要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教育部门要会同妇联等部门，办好家长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推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服务站点建设，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共识。

　　不过，仅有政策条文还不够。还要在家长心目中真正树立起对政策的信心，其实家长的疑虑是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实到位。这就要求各地能将“双减”政策分解得更加细化，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完善细则，让家长们对政策放心。

　　“转变家长的观念的同时后续的政策一定要及时跟上。”孙宏艳说，“双减”之后有了时间，“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还是有区别的，“都说孩子们可以多运动了，但是他们能到哪里运动？哪里能让孩子科学安全的运动？这些问题都应该迅速解决。”

　　（应采访对象要求，学生和家长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实习生 苏菁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