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新修订的《科普法》明确要求“国家推动新技术、新知识在全社会各类人群中的传播与推广，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围绕新技术、新知识开展科普，鼓励在科普中应用新技术，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和使用科技成果，为科技成果应用创造良好环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对新技术、新知识进行的科普本质上是一场精准的议程设置实践——通过赋予新技术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公众对科技价值的认知排序与判断逻辑。

  加强新技术、新知识的科普，有助于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公众视野，在议程引领中化解认知偏差、凝聚社会共识，为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生态构建筑牢传播基础。

  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大众传播通过议题选择、显著性强化等方式，为公众构建认知框架，影响其对事物重要性的判断。这一理论为解读新技术、新知识的科普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视角：新技术、新知识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容易形成认知壁垒，公众对其价值、风险的认知往往依赖于大众传播所设定的议程——传播主体聚焦哪些技术、侧重哪些维度、传递何种导向，这直接决定了公众对新技术、新知识的认知图景。贯彻落实新科普法的这一要求，有助于推动前沿科技从“专业领域议题”转化为“社会公共议题”，破解“科创热、科普冷”“技术快、传播慢”的议程失衡问题。

  从认知层面看，议程设置是打破新技术认知壁垒的基础路径。新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公众认知更新速度，人工智能深度伪造、量子计算、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既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也伴随着伦理争议与安全风险，若缺乏科学的议程引导，极易引发认知偏差与社会恐慌。

  议程设置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系统化、分层化的议题呈现，让公众逐步建立对新技术的理性认知。新科普法要求“国家部署实施新技术领域重大科技任务，在符合保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必要的科普”，正是通过官方议程的主动设定，抢占认知高地，避免虚假信息与片面解读占据传播主导。例如，针对人工智能伦理争议，需要通过相应的议程设置来有效消解公众对未知技术的恐惧，构建客观认知框架。反之，若议程设置缺位或偏差，诸如“AI将取代人类劳动”等议题便会乘虚而入，误导公众认知，阻碍技术应用。

  新科普法对多元传播主体的规范引导，为议程设置的协同化提供了法治保障。议程设置并非单一主体的单向行为，而是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结果。从既有的科普模式来看，新技术科普的议程多由政府与科研机构主导，存在传播形式单一、贴近性不足等问题；而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丰富多元，部分商业主体与个人为博取流量，刻意设置猎奇化、极端化议题，导致伪科普泛滥，为此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科研支撑、企业参与、公众共建”的协同格局，明确了不同主体在议程设置中的职责边界与协同逻辑。

  政府作为议程设置的主导者，承担着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的核心职责。新科普法将每年9月确立为全国科普月，通过集中开展科普活动，强化新技术科普的议程显著性，形成全社会关注前沿科技的传播热潮。同时，通过强化面向薄弱区域的科普工作，推动新技术科普议程向基层延伸，破解城乡、区域间的议程覆盖失衡问题。

  科研机构作为技术源头，是议程内容的核心供给者，新科普法鼓励科研人员开展科普，要求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实验室，本质上是推动科研主体将“技术语言”转化为“传播语言”，让议程内容更具专业性与权威性。通过引入数字人、智能体等新技术开展科普，推动科研资源与传播手段的深度融合，为公众设置了“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的议程场景。

  企业与媒体则在议程扩散与场景落地中发挥关键作用。新科普法鼓励企业将自身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向公众开放实验室、生产线等科研、生产设施，有条件的可以设立向公众开放的科普场馆和设施，推动科普与产业融合发展，促使企业将技术推广与议程设置相结合——既通过开放日、技术讲座等形式普及专业知识，又结合产品应用场景设置生活化议题，让新技术科普更贴近公众需求。媒体作为议程传播的核心载体，新科普法明确要求其发挥平台优势，同时强化内容审核责任，对虚假科普信息及时处置，这意味着媒体需在议程创新与风险防控间寻求平衡。

  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让新技术科普议程从“单向灌输”转向“多维互动”，提升了议程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议程设置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精准引导实现技术价值与社会共识的双向奔赴，这与新科普法“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和使用科技成果”的要求高度契合。

  新技术科普的议程设置，绝非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要在技术属性与社会需求之间搭建桥梁，让公众在认知技术的同时，理解其社会价值、正视潜在风险，形成“创新包容、风险可控”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既是技术应用的重要前提，也是创新生态的核心支撑。

  议程设置需兼顾价值传递与风险警示，实现正向引导与理性规制的统一。新科普法强调科普应“遵守科技伦理”，这要求新技术科普议程不能只渲染技术优势，更要直面伦理争议与安全风险，通过平衡化议程设置培育公众的理性科技观。比如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可能引发隐私泄露、就业结构变化的技术，科普议程应聚焦“技术应用边界”“风险防控措施”等议题，让公众在了解技术的同时，参与到技术规范的社会讨论中，形成共建共治的共识基础。

  议程设置还需关注特殊群体需求，实现技术普惠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新科普法要求强调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普及智能技术、网络通信等知识，帮助其跨越“数字鸿沟”。这意味着新技术科普议程不能局限于年轻群体与城市受众，而应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与需求差异，设置差异化议程，进而让新技术科普惠及全体公众，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当然，践行新科普法要求，优化新技术科普议程设置，还需破解当前存在的议程同质化、形式化等问题。比如部分科普盲目追逐热点，对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议题过度扎堆，而对农业新技术、民生科技等领域关注不足，导致议程覆盖失衡；一些科普活动重形式轻内容，仅以新技术为噱头，缺乏实质内容支撑，难以形成深度认知。这就需要以新科普法为遵循，强化议程设置的系统性与实效性：一方面，建立多元化议题筛选机制，兼顾前沿热点与民生需求，推动议程内容提质扩容；另一方面，鼓励科普形式创新，充分运用新技术提升传播体验，让议程传递更具吸引力与感染力。

  科技的进步离不开传播的赋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共识的支撑。新科普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对新技术、新知识的科普，而议程设置理论则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传播价值，通过精准设置相应的议程，推动新技术、新知识科普从“知识传递”转向“议程引领”，从“单向传播”转向“多元协同”，让前沿技术真正走进社会、惠及公众，在认知共鸣中凝聚创新合力，让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在议程协同中实现“比翼齐飞”。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