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鸟类已达531种。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越来越热闹的观鸟镜头，更是一座城市几十年积累、十多年调查、一次次公众发现与专家复核的结果。

　　近日，北京迎来第44届“爱鸟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6）》，其中鸟类达到531种，新增黑冠鳽、淡色崖沙燕、棕腹隼雕、红胸黑雁等4种。这意味着，在这座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0.17%的城市里，鸟类物种数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3。

　　在全国范围内，北京是鸟类种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北京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同时，北京还是少数可以做到每年精确更新鸟类种数的城市。

　　当531种鸟类飞过北京的天空时，“531”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一座超大城市的自然家底。很多人好奇，这样一个数字，究竟是谁、如何数出来的？

　　成果来之不易

　　几十年、几代人接力探寻

　　要理解北京鸟类名录为什么能到531种，得先把时钟往前拨。

　　1987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蔡其侃先生编著的《北京鸟类志》记录北京鸟类344种，这是第一部系统记录北京鸟类的专著。

　　1991年，首都师范大学高武、陈卫编写的《北京脊椎动物检索表》，将这个数字增加到375种。

　　再往后，随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光美主持编写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不断更新，北京鸟类的记录数继续增加，2005年是416种，2011年是431种，2017年达到475种。

　　这条数字曲线，不仅是一本本书与研究报告接力向前，也是一代代调查者在北京山水间不断寻找鸟类的过程。

　　现已是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的高武对本报记者回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和同事、学生在松山、百花山等地一趟趟跑调查，夏天酷暑上山、冬天踏雪外出，背着水和粮食四处露营，用“笨办法”走过北京大大小小的山区。正是在前人的成果和自己调查的基础上，才编出了《北京脊椎动物检索表》。

　　对于北京鸟类调查来说，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北京部分启动。

　　从那时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邓文洪开始牵头北京鸟类名录相关工作。此前，他的主要研究地点在四川和东北，对北京鸟类没有做过系统研究。但15年过去，他对其中的山山水水、重要鸟类分布地点已了然于胸。采访中，记者提及多个新发现的鸟种，他抬头看向办公室悬挂的北京地形地图，都能一口说出时间、地点和发现者的名字。

　　2021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希望编制一份正式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并邀请了19位专家组成编审委员会——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担任主任，邓文洪任秘书长，成员涵盖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机构的专家。

　　这个编审委员会中，既有鸟类专家，也有哺乳类、两栖爬行类等各方面专家。不过比较而言，鸟类最为复杂。当年，可确认的哺乳类、两栖爬行类加起来不到100种，但鸟类一下子就拿出了500多种的记录。

　　2021年，北京鸟类名录第一版对外公布，北京鸟类有503种。随后，按照计划，两年后的2023年公布了第二版，北京鸟类增加为515种。此后，北京鸟类名录实现了逐年更新，2024年第三版鸟类有519种，2025年第四版有527种。

　　调查方式多样

　　从“地毯式轰炸”到专项调查

　　在邓文洪看来，北京鸟类名录最重要的意义是，北京有了更系统、更稳定、更可重复的调查框架。

　　邓文洪说，从2011年开始收集、整理，到2021年北京市第一版政府名录正式发布，用了整整10年时间。这10年间，经过了大量的专业调查。

　　调查分为三条线，同时推进。

　　第一条是常规调查。从2011年起，北京陆生野生动物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5家机构协同作战。

　　邓文洪管这叫“地毯式轰炸”。在北京1.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划出17个大样方，每个10公里见方、面积100平方公里，在每个样方中布设10条以上调查样线，每条长3至5公里。研究人员沿样线行走，记录沿途看到和听到的所有鸟类，春夏秋冬四季都走一遍。样方采用系统取样法选取，在地图上均匀打格子，选出代表不同地形地貌的方格，17个样方覆盖城市的面积，超过国家规定的不低于10%的标准。

　　第二条是水鸟同步调查。这一调查同样从2011年开始，由邓文洪牵头。北京有47个经过认定的重要湿地，研究团队从中选出20多个，组织20多支队伍在同一天上午同时出发，各自负责一片湿地。“如果拉长时间，比如用一周来调查，鸟在湿地之间来回飞，数量就不准了。”

　　如今这项调查已制度化——邓文洪主持编写了《北京市水鸟同步调查技术规范》，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定，作为北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各开展三次调查。

　　第三条是专项调查。这项同样开始于2011年的调查，瞄准的是大样方无法覆盖的区域和物种。调查包括12个自然保护地的区域调查、11个专项物种调查等23个专项。其中，邓文洪负责百花山自然保护区和蒲洼自然保护区以及褐马鸡、勺鸡和褐头鸫等物种。

　　除样线调查外，团队还使用了触发式红外相机和声纹设备。红外相机全天候工作，有体温的动物经过即被拍下，尤其适合记录夜行性和隐蔽性强的物种；声纹设备则全天采集鸣叫声，回实验室比对鉴定。

　　这些调查方式，有效保障了鸟类名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筛选标准严格

　　“新增一种鸟”需要很高门槛

　　在“看见一只鸟”和“确认北京新增一种鸟”之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

　　北京鸟类名录能一年年变长，不是因为门槛越来越低，而是因为调查底子越来越厚，公众记录越来越多，可供判断的证据链也越来越完整。

　　2021年《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首次发布前，仅鸟类部分，邓文洪收集到的“北京有记录鸟类”一度达到544种。但经过专家委员会三轮讨论，最终保留下来的只有503种。从一开始，立了很高的门槛。

　　如果说三条调查线是“网”，那么录入标准则是“尺”——邓文洪和团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

　　一个重要背景是，在北京531种鸟类中，留鸟只有80多种，绝大多数是候鸟。北京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是无数迁徙鸟类的中转站，大多数被记录在册的鸟，都是这座城市的“旅客”。

　　筛选标准的核心是“证据”二字。通过搜集2014年之后的各种北京鸟类记录信息，在诸多参考资料基础上进行筛选和确认。

　　邓文洪给记者展示，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新发现的物种必须有照片，没有照片原则上不录入；对于外来物种（逃逸、放生等），如果有北京繁殖记录，进行录入，仅发现成功越冬则不录入；有迁徙行为、有照片的迷鸟进行录入，没有迁徙行为的，即使有照片也不录入（很可能是放生或者逃逸）……

　　“在确定新增一种鸟这件事上，照片、录音、标本、历史文献、迁徙规律、分类学变化、专家比对等，都非常重要。”邓文洪表示，一般认为得有北京地标性背景、有经纬度坐标、有清晰鸟类图片，三者结合才能确认一条有效记录。

　　证据收集之后，每次名录更新前，都要将收集到的新纪录提交委员会讨论投票，至少2/3以上的专家同意才能最终录入。如果资深专家有坚定的反对意见，即便多数人同意也会慎重考虑。

　　最终公布的北京鸟类名录，是由一张张照片、一段段鸣声录音、一条条样线上的脚印、一次次专家会议上的争论，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它既是科学调查的成果，也是一座城市生态文明进步的刻度。

　　公众参与度高

　　一份越来越清晰的自然档案

　　从503到531，名录公布以来的5年，新增的28种鸟类，每一种背后都有故事。

　　有些来自专业团队。这次新增的棕腹隼雕发现于百望山，是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的志愿者和邓文洪的研究生同时记录到的。百望山位于海淀区，地处太行山余脉与华北平原交汇处，每年春秋两季，上万只猛禽经过这里。在一座2000多万人口的都市上空有猛禽成群迁飞，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一幕。迄今为止，这里已累计记录到38种猛禽。

　　有些来自观鸟爱好者。今年新增的中华大仙鹟和棕腹仙鹟都是原本栖息在南方的鸟，被摄影爱好者在通州和大兴拍到。邓文洪分析，它们的出现可能与气候变暖有关。

　　“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收集信息，多数新纪录是拍鸟爱好者发现的，也有我们自己调查中发现的。这是专业力量和公众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邓文洪说，北京是全国观鸟人群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他曾对其他地方的同行骄傲地表示：“只要有一种新鸟到北京，基本上‘跑不掉’。”

　　对于北京的鸟类爱好者来说，这座城市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邓文洪分析，北京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关键节点，北边、西边有燕山和太行山余脉，平原、山地、河流、水库、湿地并存，在一座城市里压缩了相当丰富的生境类型。也正因为如此，北京这些年不断有新鸟出现，既有长期被忽略后重新被确认的，也有随着生态改善、迁徙监测加强而被看到的，还有一些可能与气候变化、分布扩展有关。

　　对于城市自然保护来说，鸟类名录不只是一个数字。

　　它对应的，是这座城市调查能力、识别能力、组织能力和保护能力的一次次推进。公众拓宽了“看见”的边界，科学程序守住了“确认”的门槛。两者一起，才把一份名录慢慢做厚，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态家底慢慢数清。

　　有了台账，才知道哪些鸟稳定来，哪些只是偶见，哪些湿地更关键，哪些区域需要少打扰、少开发、少惊动，哪些物种值得更早介入保护……从“爱鸟”的情感层面出发，加上这本台账，保护有了更好的抓手。

　　越来越多飞羽，正在成为北京城的一部分。人们仰望天空，看到一份日渐清晰的自然档案。（刘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