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而信任构成了这一互动的基石。作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核心纽带，信任贯穿于政策制定、公众决策与科学协作等多个维度。在科学知识日益复杂专业化的背景下，非专业群体乃至其他领域科学家均需依赖特定领域专家的信息与指导，而信任的建立需满足三大核心标准，即认知胜任力——公众需相信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内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能够生产可靠的知识、道德可靠性——公众需相信科学家是诚实的、有诚信的，并遵守科学规范，而非出于私利或其他目的扭曲信息，以及公共利益导向——公众需相信科学家关心其福祉，其工作旨在服务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非特定集团或个人的利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信任并非理所当然，它既必要又脆弱。理想的信任应是“有充分依据的、合理的信任”，科学传播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信任的构建过程。其多重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若处理不当，传播行为本身反而会侵蚀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科学传播的本质是多元主体与多元受众的互动过程，其目标具有复杂性与关联性，需根据语境与受众特征动态调整。

  从核心目标来看，首先是准确性，这是赋能决策者的基础，只有提供准确信息才能为研究资助、政策制定、个人健康选择等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缺乏准确性将直接质疑传播者的认知胜任力。其次是可理解性，过度专业的晦涩表达会阻碍普通民众对信息的接收与解读，无法实现指导行动的传播价值。第三是预测相关性，决策者不仅需要现有知识，更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关的信息以实现可靠预测，无关的信息难以支撑有效决策。此外，激励行动、激发科学兴趣也是重要目标，前者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尤为关键，后者则关乎科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素养提升。而促进信任是实现上述所有目标的前提，只有让公众认可传播者的胜任力、可靠性与公共利益导向，科学传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科学传播的多元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不当的传播实践极易侵蚀公众信任。比如，追求极致的准确性可能导致使用晦涩的技术术语，损害理解；为了激励行动或激发兴趣而进行的夸大渲染，可能牺牲准确性并削弱信任；专注于传递研究结果而忽略解释科学方法，则无法有效建立认识论上的称职形象。

  具体表现为：一是信息混乱，在特定问题上专家的建议前后矛盾，因而公众会质疑科学家的认知胜任力或认为其建议受政治考量主导，而非基于证据。二是聚焦结果忽视科学运作机制，仅报告孤立的研究发现，而不解释科学是如何通过不断积累证据、修正理论来工作的。这强化了公众对“科学等于绝对真理”的误解，一旦新证据出现，便容易引发对整个科学事业的怀疑。三是专业术语滥用，未经解释的技术术语会让公众产生困惑，引发负面情绪与接受抵触，同时传递出传播者忽视公众理解需求的信号，削弱信任基础。四是隐藏价值判断，科学传播中推动行动的建议本质上包含价值权衡，若将某些建议简单归因于“遵循科学”，忽视不同群体的价值差异，会让公众质疑传播者的议程与自身利益的契合度。五是缺乏受众针对性，统一化的传播内容无法适配不同群体的环境与需求，易让公众产生“专家不了解也不关心自身情况”的认知。六是夸大宣传与危言耸听，过度乐观的不实夸大与过度悲观的风险渲染，均会质疑传播者的道德可靠性，损害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这种传播失误的核心症结在于未能平衡科学传播的多元目标，忽视了信任建立的三大核心标准。负责任的科学传播需要在多元目标间寻求平衡，关键在于围绕信任建立的三大标准构建传播策略。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有效的科学传播需遵循七大核心原则：一是明确受众定位，精准把握其决策需求与核心关切；二是确保信息兼具准确性与相关性，聚焦受众决策所需的关键信息；三是制定差异化传播内容，适配不同群体的环境、需求与价值观；四是清晰阐释证据的可靠性，以简洁易懂的方式说明科学结论的形成过程；五是兼顾多元价值观，通过契合不同群体价值诉求的表达推动共识形成；六是普及科学运作机制，帮助公众建立对科学累积性与可变性的正确认知；七是平衡呈现收益与风险，避免片面表述引发误解。

  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充分认识其复杂性与长期性。相关研究指出，透明化科学运作机制与价值判断可能在短期内引发部分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帮助公众建立对科学的正确认知、设定合理预期，是构建稳固信任关系的关键。科学传播者不应追求“一刀切”的固定模式，而应根据具体语境、核心目标与受众特征动态调整策略，始终以维护认知胜任力、道德可靠性与公共利益导向为核心准则。

  总体而言，科学传播的核心使命是在科学与公众之间搭建信任桥梁，其成效直接关乎科学价值的社会实现与社会理性精神的培育。因而，当前的科学传播需以多元目标的平衡为导向，以信任建立的三大标准为基石，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实现科学知识的有效传递与公众信任的持续构建，为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坚实支撑。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