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大数据战略全面实施以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速，社会发展从传统信息化正全面迈向全域数智化转型新阶段。数字中国建设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推动人才培养体系全方位数智升级。

　　作为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领航者，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经长期实践探索，凝练提出了以“一心五力”为核心的数智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即以“中国心”为人才培养内核，以“数智驾驭力”“专业领导力”“创新驱动力”“交叉融合力”和“国际胜任力”构筑人才综合素养，通过五力“齐步走、互驱动”策略，显著提升学生于数智时代的民族自豪与专业自信，示范牵引信息管理数智教育走向世界一流。记者日前特邀该体系核心主创者、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王晓光教授深度解读“一心五力”育人理念与实践路径。

　　记者：为什么要构建一套全新的育人体系？

　　王晓光：数字时代，身处教学与管理一线，我们愈发明确地意识到：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然难以适配当下产业与技术的发展步伐。

　　几年前，我院几名学生前往一线互联网企业开展实习。返校后他们反馈，在校期间学习的技术内容，对应企业实际应用的技术架构早已更新迭代三代。这件事带给我很深的感触。

　　为此，我们经过系统性梳理，将现存问题归纳为三大层面。

　　首先是知识体系层面：当前课程架构仍立足于信息化发展阶段，侧重信息梳理、检索、管理等经典内容，而大模型、数据科学、智能算法等新兴技术的底层原理，学生往往难以深入掌握。这类问题无法依靠简单增设几门课程解决，必须重构整体课程架构。

　　其次是实践教学层面。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迅猛，岗位能力要求每半年就迭代一轮。而传统的实习实训模式，与企业真实用工需求存在脱节。学生在校参与的项目实践，和企业中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难度层级与思考逻辑截然不同。

　　最后是更为核心的育人支撑体系层面。如今诸多国家级复杂课题，例如数据跨境治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等，均无法依靠单一学科独立完成。但传统的专业划分模式，本身就容易形成行业与学科壁垒。学生往往在单一专业领域钻研精深，却欠缺跨领域的综合视野。

　　这三个维度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层层嵌套：课程划定学习内容，实践锤炼应用能力，配套体系则决定学生长远发展的上限。认清这一点便能明白，零散的调整治标不治本，只有从底层逻辑出发进行系统性重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记者：在以“一心五力”为核心的数智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中，“中国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如何落地的？与专业培养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晓光：客观来讲，若培育“中国心”仅依靠增设思政课程、开展主题班会，那思政教育便会与专业培养相互割裂。我们在方案设计之初就确立了核心原则：价值引领不应仅靠单向灌输，而要引导学生亲身感悟、自觉认同。

　　我们的实践思路可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嵌入，将家国情怀培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以数据安全课程为例，我们并非单纯讲解加密算法等理论知识，而是结合国内企业在海外遭遇的数据合规难题、真实产业案例展开研讨。学生在剖析案例的过程中，便能深刻理解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意义，这远比空洞的说教更具实效性。

　　第二是分层。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学生，认知层次与成长需求存在差异，我们坚持因材施教，实行分层培养。针对党员，我们侧重深度培养，组织研读交流、思辨探讨，引导他们体会现实决策的复杂性；面向全体学生，则依托社会实践、行业调研、乡村支教等活动，让大家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树立责任担当。

　　第三是走出去。我们始终倡导学生走进实景课堂，在红色教育基地、乡村振兴一线以及产业前沿平台等重要阵地开展育人工作。我也曾带领学生前往恩施白果树村开展实践，学生们深入参与当地乡村阅读与文化建设实践，在真实的乡土环境中得到锻炼与成长，这样的体验和蜕变，是传统课堂难以实现的。

　　记者：数智驾驭力和专业领导力这两个基础能力，在教学中具体是怎么落地、怎么检验的？

　　王晓光： 这两项能力相辅相成：数智驾驭力决定了 “能否落地执行”，专业领导力则关乎 “能否做到最优，以及带领团队协同推进”。

　　首先谈谈数智驾驭力。我们的核心思路并非简单增设课程，而是重塑整体课程架构。传统信息管理课程以 “信息” 为核心，我们则将体系转向以“数据+智能”为主导。这项改革的难点并不在于开设新课，新课设置相对容易，真正的挑战是推动教师率先完成知识迭代。对于深耕传统信息检索教学二十余年的教师而言，转型讲授深度学习，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为此，我们耗时一年多开展系统化教师培训：组织青年教师深入企业实践、参与前沿学术研讨，再返校重新规划课程内容。目前数智相关课程占比已显著提升，而我更为看重的是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连贯性。例如，针对《数据库原理》的课程升级并非简单地增设《机器学习导论》，而是围绕数据采集、清洗、建模直至应用决策，搭建起完整的培养链条。

　　在专业领导力方面，我们始终坚守一项原则：无论资历多深、学术成就多高的教师，都必须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这并非硬性行政要求，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育人文化。青年教师耳濡目染前辈们深耕课堂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将这份传统延续下来。目前我院所有国家级人才均坚守本科教学一线，这也传递出明确导向：在武大信管，教学绝非科研的附属环节。

　　我们也同步优化了考核评价体系。以往主要以考试和论文作为评判依据，如今更侧重考查学生能否独立完成从问题界定到方案落地的全流程项目。例如我院开设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还原了真实搜索引擎的架构搭建与场景优化流程。学生在一学期内完成全环节的实操任务，以此对数据工程形成直观且深刻的认知。这种以实践促学习的模式，成效远胜于传统卷面考核。

　　记者：您提到课程体系和教师培养，都是学院内部可以主导的事情。但交叉融合力涉及跨学科、跨院系甚至跨国界的资源整合，协调难度要大得多。你们是怎么推动的？效果跟预期比怎么样？

　　王晓光： 交叉融合是整个工作中较难推进的部分。不同学科从业者共处协作，常会出现对同一概念理解不一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总结出“需求牵引、平台支撑、场景落地”的十二字实践路径。所谓需求牵引，就是杜绝为融合而融合的形式化交叉，始终以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真实难题为出发点，带动多学科协同攻坚。以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为例，技术团队不掌握文物保护的真实痛点，文博从业者也不熟悉现代技术的应用场景与能力边界，但正是这种认知差异，成为双方开展合作的契机。

　　平台支撑是我们推进工作的第二步。我院牵头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将金融、健康、社会治理、传媒、文化等领域的大数据研究，整合至统一体系之下。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协作成本，数据互通、算力共享、联合培养学生等工作，唯有依托制度化平台才能长效稳定运行。

　　场景落地是第三步，也是整个工作中难度最大的环节。我们秉持 “以项目驱动交叉、以问题牵引融合” 的理念，让学生在真实的科研项目中自然打破学科界限。这种方式，远优于单纯选修外院课程的模式。目前我们已开设数字文化本硕博贯通试验班，文理交叉探索并非仅停留在课程叠加层面，而是从培养体系层面落实学科融合，在国内处于领先行列。

　　但坦率而言，学科交叉融合的建设工作仍处于探索推进阶段。学科间知识的认知壁垒、评价体系的惯性、教师固有的学习思维，这类深层次问题都难以一蹴而就解决。我们虽已开展一系列有益探索，但距离成熟完善的理想结果，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记者：交叉融合解决的是“拓边界”的问题，但创新不是光有宽度就够了。创新驱动力怎么培养？学校和学院能为学生的创新冲动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支撑？

　　王晓光：创新并非单纯依靠课堂讲授习得，而是在良好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步积淀。这番表述或许略显抽象，但这正是我们长期观察得出的真实体会。

　　我们的育人实践主要围绕两大维度展开。首先是为学生搭建可触及的高端平台。学院拥有多个国家级高水平科研平台，其价值不在于荣誉挂牌数量，而在于是否真正对本科生开放。我们明确要求，学生从大二起即可进入实验室，参与真实的科研项目。不同于简单的辅助打杂，学生能够深度参与、实操攻坚。让学生尽早亲历前沿科研的完整过程，远比被动学习十余门创新理论课程更具实效价值。

　　其次，我们搭建了包容试错的育人机制。学院现已形成从课内实验、课外竞赛到创业孵化的完整培养链条。学生参与挑战杯、创新创业等赛事，获奖固然是成果，但即便未获名次，参赛过程本身就是极具价值的历练。我对此有很深的感触：一名本科生的创业项目虽未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却成功获得了专业投资机构的天使投资。我至今还记得这名学生的感悟：实验室里的理论研究，与真实市场的实践检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体验。这正是我们育人的核心初衷 —— 真正的创新，最终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打磨与检验。

　　我院实践体系分为三大板块：专业实践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科创实践着力培育原创能力，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三者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交融、有机结合，学生可同步参与不同板块的实践项目。目前，我们已与行业企业共建数十家实习基地。同时，我们更看重合作实效，坚持以真实项目为依托开展培养工作，彻底摒弃流于形式的挂牌参观模式，让实践培养落到实处。

　　记者：国际胜任力作为五力的最后一环，关系到人才培养的全球视野和中国学科的国际话语权。这一块武大信管起步很早，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的？

　　王晓光：在国际胜任力这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参与国际交流、获得行业关注只是基础，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逐步拥有引领领域发展、主导议题设置的能力。

　　我院是国内信息管理领域首批加入 iSchools 联盟的单位。彼时不少人存有疑虑，认为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国际交流得不偿失。如今回望，这一步选择至关重要。它让我们从办学之初就打破壁垒、拥抱开放，顺利融入全球学术交流的平台。

　　此后我们持续推进学术国际化布局。从选派学生赴海外参会，到在国内承办国际顶级会议，我们已然从参与者、学习者，转变为活动的组织者。目前，我院已有七十余人次教师在国际期刊、学术组织中任职。这一变化意义深远，代表我们的学者不再只是成果被评审的对象，更是学术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学术话语权的积累依靠的是长期深耕与持续投入，而非一日之功。

　　在学生培养层面，我们搭建了本硕贯通的国际合作培养通道，让学生能够拥有完整的海外学习与科研历练经历。我院始终强调，选派学生走出国门并非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构建起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复合型思维框架。学院有一名毕业生入职国际组织后，曾与我交流：经过海外学习培养，他能够在工作中立足中国发展经验，提炼出可供全球借鉴、适配他国发展的思路，这也正是他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份真实反馈让我倍感欣慰，我们的育人模式与培养成效充分印证：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质的信息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完全经得起全球标准的检验，能够在国际学术坐标系中稳稳立足、彰显价值。

　　记者：面向未来，“一心五力”体系会往哪个方向迭代？

　　王晓光： 坦白而言，AIGC 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冲击，远超我们最初的预判，且来得十分迅猛。在我看来，未来三到五年，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形成的部分固有理念与运行逻辑，都需要重新审视。

　　我们的应对思路主要聚焦三个方向。首先是AI 驱动教学革新。我们将大模型技术研发、智能信息服务等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快速反哺课堂教学。这里所说的 “最快” 并非概念形容，而是急需落地执行的硬性规定：国家级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必须在一个学期内转化为教学案例。当下技术迭代日新月异，我们已没有从容等待的空间。如果等到论文发表、同行评议结束后再引入课堂，传授的知识早已滞后于行业发展。

　　其次是场景重构。我们持续开展新型教学探索，依托认知与体验测量实验室搭建沉浸式、交互式教学场景，让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沉浸式经历与探究。同时，我们创新推出 “信息 + 设计” 双螺旋教学模式，将技术能力训练与人文审美素养培育融为一体、协同赋能。这类创新探索未必全部能够落地成型，但唯有敢于试错，才能不断突破传统教学的边界。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范式引领。我们始终在追问和回应一个核心问题：AI 时代，人究竟该学什么、该如何学？我们的判断是，随着机器替代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的价值判断、跨域整合、创造性发问能力，会愈发稀缺、愈发核心。正因如此，我们 “一心五力” 的育人内核，尤其是中国心的价值底色与交叉融合的思维训练，不仅不会被 AI 时代弱化，反而会成为新时代人才最关键的核心竞争力。

　　说到底，技术始终是服务育人的工具，培育时代新人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前路漫漫，但我们的办学方向清晰且坚定。我们所有的探索与实践，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目标：培育出能够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真正具备破解时代复杂问题的能力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