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原始创新？什么样的人才算世界一流人才？如何把真正有突破性贡献的学者从庞大的科研队伍中识别出来？

  7月18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黑龙江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承办的第二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跨学科科研与人才支撑”专题论坛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从科学史和人才研究的双重视角，回应了这些科技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跨学科是原始创新的重要源泉

  在刘益东看来，原始创新与跨学科有着天然的关联。他举了两个经典的科学史案例。达尔文通过长期观察生物化石和物种分布，始终无法解释其中的规律，后来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人口繁殖过快导致资源争夺和优胜劣汰，他灵光一现，把人口学的逻辑与生物学观察结合起来，提出了进化论。

  另一个案例是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所有非理性行为都被视为误差或偏差。而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的底层原理引入经济学，心理学认为人看到的世界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人主观“建构出来的”，最终证明人存在许多非理性的决策，而且是系统性的，并非偶然偏差。这一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个例子说明，很多原始创新都来自学科交叉的灵感碰撞。”刘益东说。

  刘益东进一步阐述，做出原始创新意味着取得突破、开辟新领域：“优秀人才是在现有领域推进，一流人才是作出突破而开辟新领域、新方向。”他把这一区别概括为“维度之别，而非程度之别”。在健康的学术生态中，学者追求的应当是做更好的学问、解决世界难题、做出原始创新甚至开宗立派。“就像运动员追求拿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一样，这是自然而然的目标。”

  人才秩序决定创新活力

  刘益东认为，学术生态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人才秩序”问题。“人才秩序就是大材大用、中材中用。大材小用不应该，更不应该的是中材大用。”在他看来，不同水平的人才占据与之能力匹配的位置，整个体系才能高效运转。

  刘益东表示，真正的原始创新是作出突破而开辟新领域，CNS（《细胞》《自然》《科学》）等国际顶刊论文多数不是原始创新。顶刊论文数量可以作为优秀人才标准，而非杰出人才标准。

  刘益东还谈到学术交流的平等问题。他认为，在健康的学术文化中，挑战权威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向资深学者提出尖锐问题，双方都不觉得不妥。“这需要一种文化，就是地位高的人不觉得被冒犯，地位低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在冒犯。”刘益东说，这种文化的建立需要时间，但可以从一个学会、一个机构的小环境开始营造。

  “1+N”：识别一流人才的方法

  如何把真正做出原始创新的人筛选出来？刘益东提出了一套“1+N”的方法。

  “1”是一项标志性工作，即原始创新，是因突破而“开拓新领域、引领新方向或孕育新学科”的重大成果，也就是说，是从0到1的那个“1”不是推进型的新理论、新发明，而是新领域、新方向。他总结出识别原始创新的四个要素：突破了什么、怎么突破的、开辟了什么新领域、一句话概括。“真正做出过突破的人，填这个表非常容易，而且细节清晰。”刘益东说。

  “N”是辅助说明，包括在该领域的课题资助、获奖情况、学术社团任职及人才头衔等。“但前提是必须有“1”，没有“1”，全是零。”刘益东强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好的工作会积累出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好评，这是用长期评价代替一次性评价的优势。”在同研究主题下横向比较，就能把真正作出原始创新的人筛选出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谈及人工智能，刘益东的判断是：当前最前沿的大模型已经超过了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水平，在数学、编程、设计、翻译、法律等领域达到教授甚至顶尖学者的水平。但他特别强调了大模型的一个特性——“能力对齐”。

  “大模型的能力跟使用者的能力是对齐的。一个普通人用它，可能觉得它也没多厉害；但一个高水平的人用它，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它像一个大宝藏，取决于你怎么发掘它。”刘益东说。

  基于这一判断，刘益东认为AI赋能的一个关键变化是：二三流人才做出更多二三流成果，一流人才做出更多一流成果。这也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因拥有一流人才数量多寡而导致的核心竞争力差距被拉大。国家对一流人才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

  “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比拼的是前沿科技实力，而核心竞争力由一流人才的数量和分布决定。”刘益东认为，发掘和重用一流人才应当成为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与当务之急。

  他特别提到，当前最紧迫的是把研究AI等科技安全、科技风险、科技伦理、科技与社会等主题的一流人才筛选出来、发挥作用，确保AI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人类。他建议用“1+N”的方法，在上述主题范围，找出那些做出过原始创新等标志性工作、在国际上与众不同、国内首屈一指或最好之一的学者，为我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科技安全提供智力支撑。

  记者：李欣哲

  剪辑：李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