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纽约的医护人员在医院外运送病人。新华社发（郭克摄）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3月24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4日18时27分（北京时间25日6时27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30001245例，累计死亡病例545053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科学家们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发和测试新冠肺炎疫苗，这是真正的科学上的胜利。但如果没有参与疫苗临床试验的成千上万名志愿者，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公众参与对任何医学研究的成功都至关重要。然而，美国招募志愿者参与试验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美国不断扩大的意识形态鸿沟可能是造成这些挑战的原因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的《自然·科学报告》杂志上。

　　意识形态分歧会带来潜在后果

　　研究人员发现，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在面临为医学研究作出贡献的机会时，要么倾向于参与其中，要么就是普遍厌恶。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倾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意识形态驱动的。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信任科学和参与医学研究意愿的影响。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艺术与科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加贝尔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保守派比自由派更不愿意参与医学研究。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在信任科学方面的意识形态差异。”

　　研究人员认为，在参与医学研究的人群中，意识形态的分歧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后果。不仅可能会破坏医学研究的执行力和质量，还可能威胁医学研究的普适性，更影响科学在美国的实践和进步。

　　分歧已在美国存在几十年

　　报道称，这个情况已经在美国存在了几十年。然而，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媒体的显著关注，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鲜明对比。例如，一项新的全国性研究发现，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人对新冠肺炎疫苗表示抵抗的可能性大约是民主党人的三倍。

　　然而，早在大流行之前，加贝尔就看到了“不祥之兆”。他与一些医生、学者想要通过研究，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参与医学研究。

　　加贝尔说：“以人体为对象的研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招募到有代表性的参与者。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谁被招募和谁可能接受邀请等方面存在偏见的来源。”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014年7月和2015年9月《美国专家小组调查》中的数据，该调查由华盛顿大学韦登鲍姆经济、政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管理。这项调查询问了过去和未来参与医学研究相关活动的问题：药物的临床试验、长期观察研究、医学研究和献血的募捐活动。它还包括关于一个人死后捐赠器官的意愿以及参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意愿的假设性问题。他们将分析限制在4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因为更年轻的受访者通常没有资格参与长期研究、临床试验和假设性阿尔茨海默病研究。这项分析总共包括1132名受访者。

　　缺乏信任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参与医学研究的整体倾向较低，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科学的信任度较低，但对科学信任度较低的只占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想减少或消除参与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尝试提高保守派对科学的信任来做到这一点。”加贝尔说，“但即便如此，我们的分析显示，保守派出于与对科学的信任无关的意识形态原因而参与医学研究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研究人员认为， 这种分歧对医学研究的普适性是一种威胁。

　　研究人员还表示，参与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分歧表明，临床试验和其他长期观察性研究可能过多地代表了那些具有自由政治意识形态的人，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质量。因为重要的健康状况和行为，例如吸烟、酗酒、饮食和死亡率，因美国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而存在差异。

　　“考虑到保守派的数量和政治重要性，以及美国人意识形态承诺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分歧可能标志着科学在美国的实践、进步和影响存在重大障碍。”加贝尔说。（实习记者 张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