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海洋”成为高频热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更是专章部署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绘就了经略海洋的宏伟蓝图。

　　会上，代表委员们聚焦这片深邃的“蓝色沃土”建言献策。从领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到抢占深海资源战略高地，从构建海洋生态全链条治理体系到突破海洋绿氢等新能源技术，再到实现深海装备关键技术攻关，他们的建言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在“十五五”关键期，加快经略海洋步伐，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澎湃动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棋局中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棋局中，中国海洋研究正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焦念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以开放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我国科技开放合作的“主旋律”。焦念志领衔发起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就是一个生动注脚。该计划基于他2008年提出的“微型生物碳泵”（MCP）理论，厘清了海洋固碳的科学机制，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了科学理念输出。

　　从2017年首次倡议至今，ONCE已经让“负排放”这一概念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高频词。“联合国规定自然碳汇不能直接交易，只有人为‘负排放’增加的碳汇才可进行碳交易。”焦念志解释说，“负排放”这个术语澄清了以往碳汇交易中的模糊概念，这是合法、合规碳交易的前提。

　　而源于海洋固碳机制研究的MCP理论则揭示了海洋微生物将活性有机碳转化为惰性溶解有机碳并长期储存的机制，已被国际学界广泛验证，甚至在陆地土壤研究中，科学家也沿用该原理发现了类似的固碳机制，证明了MCP理论具有普适性。现在，该理论不仅被科学家验证认可，而且逐渐被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认同。

　　“必须加快合作步伐，将理论优势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引领。”焦念志说，ONCE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功获批成立“负排放与碳中和”标准工作组，“掌握标准，就是掌握交易的尺子”。

　　今年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生效，许多海洋干预方案因可能破坏公海生态多样性被叫停。而基于MCP理论的海洋负排放方案，因基于现实国情、世情，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应对气候变化，符合生态保护伦理且具备法律合规性，成为少数可行的技术路径，为“中国方案”赢得了战略高地。

　　在焦念志看来，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服务社会，他希望进一步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的“公共产品”。受访中，他描绘了一幅未来图景：通过应用MCP四泵集成技术路线，让河口富营养化区变“源”为“汇”，让传统的海水养殖业“减污增汇”，让污水处理行业从高排放、高投入的“负担”转变为产生负排放碳汇的“资产”。“这些人为增加、可长期储存的优质碳汇，将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产生巨大价值。”焦念志说。

　　加快深海矿产开发抢占战略制高点

　　“‘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令人振奋，规划强调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并将‘深海深地极地探测’列为前沿科技攻关领域，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海洋资源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黎说。

　　孙黎表示，深海蕴藏着镍、铜、钴、稀土等对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在全球能源转型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资源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面对全球新一轮的深海资源博弈，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加快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

　　谈及国际深海矿产开发局势，孙黎表示，当前全球深海采矿虽处于试验阶段，但各国布局势头迅猛，竞争日趋激烈。其中，美国正试图成为深海矿产开发新兴领域的领导者，日本、韩国也在太平洋海域积极布局深海稀土开发。国际深海矿产博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孙黎表示，我国是国际海底资源勘探的最早投资者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布局。但同时，我国在海底采矿技术和装备方面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且在深海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

　　为抢占未来产业先机，保障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孙黎建议，强化国家层面阶段性部署，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坚持国家主导，构建系统性开发体系；发挥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孙黎认为，深海采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由国家主导，整合企业、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优势力量，突破深海矿产资源在勘探采集、集矿输送、环境评估及生态保护等环节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目前我们尚不具备商业开发能力，必须通过技术攻关，提升海底采矿的商业化能力，力争在未来掌控关键矿产的国际市场话语权。”

　　从治理到开发向海图强正当时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内容全面、目标清晰，强调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让我倍感振奋。”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胡松琴说。全国两会期间，她建议强化海洋垃圾源头管控、清理和资源化利用。

　　胡松琴表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显著，但海洋垃圾污染问题依然严峻。根据2024年海洋垃圾监测数据，虽然海滩垃圾盖度有所下降，但海漂垃圾的密度仍在升高，部分海湾和海岛的垃圾污染形势尤为严峻。“过去的清理行动表明，单纯依靠末端治理往往‘事倍功半’，治标不治本。”

　　为有效遏制垃圾入海增量，胡松琴认为亟须转变思路，从源头入手，推动治理关口前移，将“源头管控”置于优先位置，变被动清理为主动防控。为此，她建议，进一步明确强化陆海统筹的垃圾管控体系，加强对陆源入海垃圾的拦截与减量，同时完善海上生产生活垃圾分类与回收机制，真正构建起“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清理-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治理格局。

　　“海洋蕴藏着高质量发展的无限潜能，但无序开发与破坏就是对未来的透支。”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潘越说。

　　潘越以一起典型案件举例说明。陈某甲、陈某乙等人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多艘采砂船在某浅滩海域非法采砂出售。此后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不仅追究了9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追缴违法所得2400余万元、追索生态损害赔偿金1323万元。

　　潘越建议，司法应该向社会积极传递“损害必偿、犯罪必究”的清晰信号，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清淤护航。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认为，我国应抢抓氢能产业发展窗口期，加快发展海洋绿氢产业，构建“海陆协同、自主可控”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

　　姜耀东表示，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深远海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更关键的是，我国已在这一领域取得原创性技术突破——海水直接制氢技术，通过物理力学与电化学耦合，破解了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的半世纪难题，成本较传统技术降低40%以上。

　　针对当前海洋绿氢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路线、消纳衔接、基础设施、标准规范等四重结构性矛盾，姜耀东提出强化原创攻关机制、强化海陆协同布局、强化管网融合支撑、强化制度供给保障等建议，推动海洋绿氢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成熟。

　　全国政协委员胡震长期深耕深海技术与装备领域，担任“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以及“蛟龙”号、“奋斗者”号潜水器副总设计师。他为我国深海探测成果深感自豪，同时建议国家加强深海试验能力体系顶层规划和全面统筹，设立关键技术攻关专项，补齐试验短板。

　　“我坚信，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十五五’期间，我国深海装备产业化将加速推进，并在深海探测与开发领域实现更高水平突破，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胡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