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多年前，脊髓灰质炎疫情曾在中国肆虐，造成大量儿童瘫痪或死亡。60多年前，中国成功研发了脊灰减毒活疫苗“糖丸”。正是这颗小小的糖丸，将无数中国儿童从脊髓灰质炎的威胁中解救出来。

　　今天的孩子们，能够用上更精细的免疫手段。这一切的基础，正是以顾方舟为代表的一代科技工作者。在顾方舟诞辰100周年之际，通过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会拜访了顾先生的遗孀李以莞女士，通过她的讲述，我们更了解当年糖丸诞生历史中的试错与跋涉，科技工作者的勇气和坚守。

　　回望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一个名字、一颗糖丸，更是为了看见那种在困境中坚持、在实践中求真的科学精神——它值得被一代代人接续下去。

　　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席卷了中国。起初，一些孩子只是发烧、咳嗽，但不久后，其中一些便开始肢体麻痹，他们无法抬手、行走，甚至会因呼吸困难而死亡。这场疫情从江苏南通开始，很快便蔓延至全国。北至内蒙古，南至广西，西至新疆，东至山东，就连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也未能幸免。由于7岁以下的儿童最易受感染，人们便将这种疾病称为“小儿麻痹症”。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许多家长关门闭户，害怕孩子感染。然而，这种学名为“脊髓灰质炎”的疾病其实并非新生事物。19世纪末，美国和欧洲就已陆续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1952年，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疫情更是造成近6万人感染，其中两万余人瘫痪，三千余人死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顾方舟开始了对脊髓灰质炎的探索，他的科研之路也由此与我国公共卫生紧密相连，开启了一段影响数十亿儿童的历程。

　　临危受命的青年

　　1955年，正值江苏南通小儿麻痹症疫情严重爆发时，年仅29岁的顾方舟从苏联归国。他是首批由中国教育部派出赴苏学习的科学技术人员之一，师从著名病毒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西尔伯（Lev Aleksandrovich Zilber），研究乙型脑炎的发病机理。博士毕业后，顾方舟加入了卫生部下属的流行病学研究所，继续乙型脑炎的研究。随着疫情不断加剧，中国科学家迫切需要确认这些病例是否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在那之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伊莎贝尔·摩根（Isabel Morgan）已经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分为三种类型。因此，只有明确了国内流行的病毒类型，才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在苏联学习期间，顾方舟已经掌握了病毒的组织培养技术，能够在实验室中分离和鉴别病毒。因此，他便带领团队开展脊髓灰质炎病毒学与流行病学的工作，尝试从疑似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病毒。

　　就在此时，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邀请苏联病毒学家米哈伊尔·索科洛夫（Mikhail Sokolov）来华举办脊髓灰质炎病毒学习班。顾方舟在苏联时就与索科洛夫相识，因此他被邀请担任专职翻译和助手。顾方舟和自己的实验组一起借调到了上海，他们在学习班中进一步学习了先进技术，并最终成功分离鉴定出导致上海疫情的主要是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就这样，顾方舟与脊髓灰质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顾方舟团队成功分离鉴定导致脊髓灰质炎的病毒类型（摄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中国到底要做哪种疫苗？

　　此时，中国对脊髓灰质炎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但在世界范围内，围绕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争论，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出了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这种疫苗使用的是被杀死的病毒，因此也被称为“死疫苗”。经过全国性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后，这款灭活疫苗于1955年4月正式在美国获批上市。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艾伯特·萨宾（Albert Sabin）则选择了一条更冒险的路线。他研制的是减毒活疫苗，使用的是仍然具有活性、但毒性已经减弱的病毒。与需要多次注射的灭活疫苗不同，活疫苗可以口服。病毒进入肠道后，能够在人体内引发更接近自然感染的免疫反应，因此能让肠道也建立起免疫屏障。此外，这种疫苗的成本也低得多，根据当时的估算，只有灭活疫苗的千分之一。

　　但活疫苗的优势越明显，它的风险也越让人不安。毕竟，这种疫苗里仍然是“活”的病毒。人们担心，这些减毒病毒进入人体后，有可能会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甚至重新恢复毒力。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疫苗本身就可能带来新的危险。但更现实的问题是，当时索尔克疫苗已经在美国广泛使用，因此萨宾很难在美国本土找到足够多尚未接种疫苗的人，来继续验证活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原本主要出现散发病例的苏联也开始遭遇脊髓灰质炎的大流行。1956年，米哈伊尔·丘马科夫（Mikhail Chumakov）等苏联科学家前往美国，与萨宾共同讨论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同年6月，萨宾受邀来到苏联，与丘马科夫等人合作推进相关研究。

　　尽管我国当时无法直接获得西方国家正在使用的灭活疫苗，但我们向苏联派出了学习小组，考察灭活疫苗的制造技术。而顾方舟正是作为学习小组的成员之一，于1959年3月再次抵达了苏联。

1959年3月，顾方舟（二排左1）在莫斯科考察脊髓灰质炎（摄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苏联，顾方舟再次见到了丘马科夫。彼时，在丘马科夫的带领下，苏联已经开始为儿童大规模接种减毒活疫苗。防疫人员会把疫苗滴在方糖上，让孩子吃下去。同时，丘马科夫所在的研究所也已经委托糖果厂，把这种疫苗做成糖丸，分发到苏联各地。

　　可苏联大举推进活疫苗，并不意味着死活疫苗之争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同年5月，顾方舟在莫斯科参加了一场国际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学术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和苏联的病毒学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派认为，活疫苗不能用，因为检验时间还不够，安全性没有充分保证，但另一派则认为，活疫苗可以使用，它的免疫效果更好、更彻底。经过一番考察，顾方舟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他向当地同仁请教，想知道中国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线。但这件事责任太重，没有人能回答他，这样的重担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于是，顾方舟开始把问题放回中国的现实处境中思考。如果采用灭活疫苗，那么儿童需要间隔接种三到四针，才能获得较强的免疫力。按照当时中国7岁以下儿童的数量，这意味着要为上亿儿童进行多次注射，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如此庞大的专业防疫队伍。更何况，灭活疫苗的生产需要大量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就需要大量培养病毒的原材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生产条件，都是巨大的挑战。

　　相比之下，减毒活疫苗虽然仍有风险，却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公共卫生现实。它可以口服，不需要组织大规模注射，接种方式简单，基层推广成本更低，而且孩子吃下疫苗后，也更容易在肠道建立免疫屏障，从而阻断病毒传播。

　　权衡之后，顾方舟认为，如果中国要尽快控制脊髓灰质炎、降低发病率，减毒活疫苗是更可行的选择。因此，他将这个判断写信报告给了卫生部。最终，卫生部参考这些意见后，决定采用减毒活疫苗路线。而顾方舟也从丘马科夫那里获得了三种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减毒活疫苗各3000人份，以及一些用于制备疫苗的原始毒株。

在苏联考察期间，顾方舟向卫生部致信，建议生产减毒活疫苗（摄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正是这一次选择，为中国此后数十年的脊髓灰质炎防控工作定下了方向。

　　“首先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

　　做临床试验，是我们这代人的规矩。”

　　1959年底，学习小组完成苏联考察任务回国后，顾方舟很快便开始在北京组织生产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他们首批生产了500万人份疫苗，用猴子进行了严格的安全性测试。然而，这些疫苗最终要给孩子服用，因此最关键的一关仍然是临床试验。

　　1960年，顾方舟和实验室的同事们首先在自己身上试服了疫苗。确认没有异常后，他们便开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测试，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床观察。顾方舟甚至瞒着夫人李以莞，给刚出生七天的大儿子服用了疫苗。李以莞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自己知道这件事后也有些担心。她问顾方舟：“万一要是咱们的儿子出现麻痹了，该怎么办呀？”但那时顾方舟也只是安慰她说：“没事，你放心。”同为病毒学家的李以莞并没有责怪他，她说：“我一直配合他工作的。”

　　李以莞与顾方舟的合影

　　这并不是顾方舟一个人的选择。在那个年代，许多参与疫苗研制的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家庭，放进公共卫生事业。无论是索尔克、萨宾还是丘马科夫，他们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正如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脊灰室主任杜桂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首先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做临床试验，是我们这代人的规矩。”

　　随后，研究团队便开始在更大规模的儿童推进试验。最终，这500万人份疫苗在北京等11个城市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疫苗不仅安全性良好，而且能够显著降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

　　但是，当时中国需要接种疫苗的儿童远远不止500万人。要真正控制脊髓灰质炎，疫苗必须能够大规模生产，并送到全国各地的孩子的口中。可北京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生产条件。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生产和检定过程十分特殊。生产疫苗需要大量猴子肾脏上皮细胞，而疫苗制成后，还需要将样品注射到恒河猴脑内，检测病毒是否仍然安全。这也就意味着，疫苗生产需要使用大量实验猴。

　　于是，顾方舟来到了云南昆明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并在工作几年后，把夫人、母亲和孩子从北京接了过去。这里更靠近猿猴资源，更适合建立疫苗生产所需的实验动物条件。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全家都要离开城市，过上一种艰苦得多的生活。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位于离昆明市区很远的花红洞。李以莞回忆道，当时那里的生活非常不方便。无论是职工吃饭、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饲料，都要靠研究所的班车从40公里外的市区运来。

　　在花红洞，人和猴子都围绕疫苗生产运转。那时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但猴子是珍贵的实验动物，必须保证营养，可以敞开了吃。李以莞玩笑着说：“那时候，人吃的还没有猴子吃的好呢。”

　　但实验室里的日子同样不轻松。李以莞主要参与病毒的组织培养环节，那时实验条件有限，为了防止污染，工作人员要戴口罩、戴帽子，在封闭环境中操作，又闷又热。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原免疫室主任龚春梅也记得，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大家经常日以继夜地工作。实验室里要穿厚厚的无菌服，又担心细胞被污染，只能一直开着紫外线灯照射。许多人因此眼睛红肿，甚至有人患了上水肿病。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原疫苗检定室主任赵玫也曾回忆，当时所里没有冰库，他们只能在山下租冷库。生产需要用到毒株时，工作人员就要趁着夜里的低温下山，把冰冻的毒株放进背篓里背回来。毒株夜间抵达，山上的人就得立刻开始生产。因为白天经常停电，很多实验也只能安排在晚上进行。

　　除了实验室里的生产，当时的工作人员还要完成许多看似与科研无关、但同样不可缺少的工作。李以莞回忆道，研究所有一个猴园，其中的猴子一部分来自云南本地捕获和繁育，另一部分要则要从其他地方的捕猴队采购。她说，就连顾方舟本人也曾跟着广西捕猴队，一起到桂林去抓猴。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尹芳也曾回忆，有一次发大水，花红洞通往外界的石头小桥被冲断，顾方舟等工作人员也不得不白天维持生产，夜里抢修小桥。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到1962年时，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也已经开始向全国供应脊髓灰质炎单价活疫苗，每种类型达到2000万人份。到1964年时，供应量甚至提升至各型6000万人份。而且哪怕在最艰苦的时期，研究所都能百分百保障完成生产任务。

　　然而，只有产量还不够。最初的减毒活疫苗是液体制剂，需要滴在饼干或馒头上给孩子服用。这样的方式在小范围内可以操作，但要面向全国推广，运输和保存都非常困难。对于一种要送到千万家庭、亿万儿童身边的疫苗来说，它必须经得起运输和基层接种的考验。

　　1960年5月，顾方舟曾到莫斯科参加苏联脊髓灰质炎和脑炎研究所第四次学术会议及国际脊灰活疫苗会议。会后，他参观了苏联生产疫苗的糖果工厂。顾方舟对苏联糖果疫苗方便使用和保存的优势印象深刻。回国后，他立刻向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沈其震报告了苏联这一新技术进展，强调糖丸剂型方便保存和运输，在我国没有低温保存设备的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也可以使用，非常适合我国国情。这一提议得到了沈其震的重视，计划在国内生产糖丸疫苗。

　　然而，当时他们并没有苏联糖丸生产工艺的完整资料可以照搬。因此，1962年1月起，顾方舟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摸索如何才能在不超过15摄氏度的条件下，通过冷加工制成疫苗糖丸。最终，他们在1963年3月试制出了三种病毒类型的脊灰疫苗糖丸各315万人份，并开始在全国推广接种。从此以后，一颗小小的糖丸被递到一代又一代孩子手中，成为了许多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顾方舟团队研制糖丸的资料（摄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当然，消灭脊髓灰质炎并不只靠糖丸本身。这些疫苗必须被持续生产、运输、保存、接种，每一次接种之后，也还需要长期的疾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追踪。只有当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被真正阻断，这场公共卫生战役才算接近终点。

　　结语

　　1994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报告过由本土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病例。到了2000年，原卫生部正式宣布，中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同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西太平洋地区消灭了脊髓灰质炎。

　　2000年，中国宣布消灭脊髓灰质炎（摄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回望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千禧年的这段历史，顾方舟的名字常常与“糖丸”联系在一起。但这颗糖丸背后，并不只有一个人的贡献，也不只是一次疫苗剂型的改良。它背后有一批批奋斗在相关岗位上的科学家、医护人员、基层防疫工作者，也有那些最早接受疫苗临床观察的孩子们。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家赵铠曾在《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中所言，学习国外和别人的经验，必须经过自己的实践和分析比较，经过取舍和消化，才能得到真正有益的东西。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过程，也正是这样一段历史。

　　今年是顾方舟先生诞辰100周年，当我们再次想起那颗甜甜的糖丸时，仍然会深切地感受到，公共卫生的进步，常常不是某一个瞬间的胜利，而是一代人把科学、责任和具体的劳动一点点接续起来，才终于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墨鱼）

　　参考资料：

　　[1]《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

　　[2]https://tjournal.ru/stories/403730-pomog-spasti-sssr-ot-poliomielita-testiroval-vakcinu-na-detyah-chut-ne-umer-ot-encefalita-istoriya-virusologa-chumakova

　　[3]《北医人》2020年第1期

　　[4]刘静，《一生一事一方舟：顾方舟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4月

　　[5]吴苗，中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检定规程制定的历史，《医学与哲学》，2023年9月第44卷第17期